博求事理 尊闻行知——谈孙其峰先生国画教学的理性精神（三）｜何延喆
何延喆
仔细阅读孙先生的《论画手稿》，不难发现其中较为本质的思想轨迹，即多以“相反相成”的哲学道理作为探索的基本出发点。所谓“相反相成”，是指相互对立的事物有相互依赖、相互促成的一面。以此为钥匙，打开揭示传统绘画规律的大门。如:
凡作画应“浑”处，不可强求其“清”，反之亦然，妙在清浑互衬、相反相成。方为合作。
有笔墨处是画，无笔墨处亦是画，有无相发，虚实相生，使观者但觉处处皆画，无复有纸。
曲高必然和寡，但和寡者未必尽是曲高。
与一般的理论不同，孙先生的思维起点不受约束、不受强制，既不直白肤浅，也不故作高深，思维起点随感觉变换，找准切入点后一气呵成，有许多思想的闪光稍纵即逝，而其中的深刻道理却持久永恒。正如清代袁守定在《占毕丛谈》中对艺术偶感的评述那样:“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昌黎所谓有诸其中是也。”长期的有意迫求和瞬间的无意得之，是孙先生花鸟画及其他书画理论的显著思维品性，具有禅学从“渐积”到“顿悟”的过程特征。
作为导师、书画家和学者，孙先生的画论的另一特色是，凭主观感受构筑理论的框架，即石涛所谓“尊受”。直觉是孙先生接受和认知艺术本质问题的起点。也就是让认识发端于感官对周围事物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从艺术创作、教学、读书、生活等各种实践活动中寻求发现，靠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找到有待解决、亟须注意的问题点，以独特的求异意识和执著的求真意识对问题进行洞察深思和剖析。
孙先生幽默风趣，思想活跃，常以异于常规的思维形态观照艺术问题。他常常告诫学生，“要做老实人，千万不要画老实画，画太老实，就会笨、拙、死、呆。”
求异心理是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由于求异心的驱使，孙先生善于从老问题中发掘出新的内容和新的建树，从看似平常的现象中发现不平常的契机，从而获取意外的惊喜和异于常格的创意。无论是个人思考的陈述还是对客观事物的阐说，皆能在语言表达上引人入胜，启人遐想。
“求真”，即对艺术规律、特性、法则的苦心探求。孙先生对花鸟画法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诸如鸟的造型、花的结构、笔法、墨法、色法、工具材料、性能等各个方面，但绝不像一般技法读物那样仅仅着眼于技法的解析，而是从事实、对象、现状、视野、角度等各个层面上归纳和考察问题，使花鸟画理论形态多维化。其总的趋向是将风格论、创作论、品评论、继承论等融会于画法理论的系统中，使理论探讨广泛深入，强化了花鸟画技法著述的理论意识、研究层次。注重从不同的研究对象出发，区分画法上的个体差异，在比较分析中找出共同规律。
孙其峰 作
他在《谈花鸟画理法》一文中指出:“什么是画法?什么是理法?所谓画法是指某物象的具体绘画方法，如兰花的画法，竹子的画法，因此说是具体的、个别的。而画理则是泛指从很多个别物象的画法中总结出共同点，上升为理性的概念而形成理论。画理是抽象的，带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画法中运用了画理，画理又体现在画法中，因此画理和画法又是不可分的。只有懂得画理才能指导个别的画法，只有搞通画理才能以一当十......”显然，孙先生认为，画法是具体、个别的现象，画理则是指普遍的规律。在具体的研究中，孙先生关注的是达成某一种效果的画法特性，以及这种画法特性如何延伸、变化、贯通，尤其是不同画法之间的依存和错综关系。用孙先生的话说，谈画法的目的性就是引导学画者“会”“通”“精”，唯其如此，才能将学生领进成功的大门。这是他长期为师的心得，老师教画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绘画这门技能，即“会”，但“会”必须从点滴做起，切忌进度太快，涉猎过多，即“喜欢多，而不管‘会’。”老师应克服这种欺人的教法，并有责任说服学生扬弃这种自欺的心态。所谓“通”是指形象思维过程中的一种生发、启引、诱导的状态，其中包括动态的生发、类型的生发、画法的生发。动态的生发是指某一特定物象的动态转换，在捕捉一两个动态瞬间的基础上掌握动态规律，变换成各种角度和姿态。类型的生发是指从不同种类的物象如翎毛、花卉、树木中，选取种类相近、造型类似者加以归纳、比较，如鸭、雁、鹅，鹤、鹭、鹳，麻雀、燕子、鸰，把握它们的共性特征和形色区别的关键，即所谓“一通百通”。画法的生发即石涛所指“一法贯众法”，包括同种物象的不同画法和不同物象的同种画法。引导学生在复杂纷纭的物象世界中搜寻思维的轨迹，循着求同性和求异性的两极反映形式来实现技能的把握，使主体的潜质得以解放。
此外，还应该关注孙先生花鸟画理论中的写实意识和笔墨情结。他在《论画手稿》中说:“出于对教学的热爱，我经常不懈地研究教学方法。我的教学方法来源首先是徐悲鸿大师，我要求学生严格，‘尽精微，致博大’，要学生学得精确、熟练等，这些都是来自徐先生。”
编辑 │ 冯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