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求事理 尊闻行知——谈孙其峰先生国画教学的理性精神（二）｜何延喆
何延喆
不断地自我省察、发现和戒除自身的弱点和缺憾，是奋发进取中不可或缺的行为准则。孟子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孙其峰先生善于从自身的行为检视中认识“恒过”的危害，造就健全的人格和丰富的生活阅历，增强自己的心理素质，激励自己奋发图强的进取动力。先生在《我的学画历程》一文中谈到自己青年时代也曾为狂妄自大和目空一切的心态所困扰过:"我常对我的学生说起我当年由于狂妄自大而吃亏，叫他们把我当前车之鉴。”因为"有好多可以学习到很多学问的机会我都放过了。”他有感于自大所造成的巨大精神落差--自卑，以自己所付出的代价现身说法，谆谆告诫青年学子们，自大与自卑是学途中极易滋生的毛病，那样人的意志将随着日月在消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感到自己知道的东西是很有限的，相反我知道了群众掌握的知识却是无限的”，“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莫及”。先生所称“群众”所指范围十分广泛，不是指“群彦”“群英”和“群贤”，而是泛指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无论自己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都应将自己看成普通民众中的一员，这是重要的人生之鉴。
孙其峰 作
先生认为，求知与虚心并不意味着迷信书本，迷信古人，迷信权威。他的老师徐悲鸿有一个人生信条就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实际上是用一种信念来抵制某些陈腐的成见。孙先生常常告诫学生:“要做老实人，千万不要画老实画。”有些谈书论画的至理名言，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理解，会有不同寻常的发现，甚至会从中找出自我超越的切入点。例如，中国古代文人普遍注重以书入画，却不赞成以画入书，认为那是“巧涉丹青，功亏翰墨”，而有失书法的品味。对此，孙其峰先生则另有看法。20世纪90年代，先生在总结自己的学习心得时曾说:“在学书方法上还有一点遭到一些人反对的，这就是‘以画入书’。我在画花鸟时是不择笔的，羊毫、狼毫、长锋、短锋、尖笔、秃笔.......我都用，作书时我也同样不择笔，而且从思想上设法让画意写进书法里。连马宗霍这样的大理论家，在他的《书林藻鉴》里评论吴昌硕的篆书时就认为吴书篆以画藤之法为之，所以‘篆法扫地’。我想，如果有人也这样说我，那么，我就做一个‘扫地派’吧。”
宋代理学家朱熹有一句名言:“看人文字，不可随声迁就，我见得是处方可信。”(《朱子语类大全》)敏锐地发现值得思考的问题，不思考出个结果决不罢休，这正是孙先生治学的性格。
古人说:“知行功夫本不可离。”而“审问”“慎思”“明辨”则为探求真知之正道。马宗霍以理论见长，其书法实践并不十分出色。圣哲的话也不全是嘉言懿行。在艺术审美上本来就存在“仁智不同趣”的状况，更何况传统书画在时下面临着艰难的转型历程，这必定促使人们在新形势下向更高的层面上思考，利用审美矛盾和文化冲突去寻求传统艺术的形式空间。有了这种意识和胆略，才能找到自由驰骋的一片蓝天。
宋以来，山水画一直处于诸画科之首的位置，在各题材门类中，它所代表的传统内涵极为丰富。而花鸟画亦为中国艺术园地中的一朵奇葩，取材各种花木禽兽、鳞介草虫，展示大自然蓬勃的生命迹象。画家写之以抒情，咏之以见志，表达人们在物质生存状态下面对生命世界的情感生活和审美思想。诗情饱满、生意勃发的花鸟画历来受到人们普遍喜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关花鸟画的理论著述却十分稀少，远不及人物画，更不及山水画。
花鸟画样式那样繁多，形式那样丰富，花鸟画家的才智又是那样彰显，为什么在理论上显得有些暗淡，这一直是孙先生思索和意欲改变的现实。
孙其峰 作
记得有一次我与一位同事去拜访孙先生，他与我们谈起了这一话题。先生对清初的恽南田十分推崇，认为其艺术气格及理论建树在画史上都堪称一流。其在艺术上山水、花鸟皆独步一时，后来认识了山水画家王石谷，自度不能出其右而“耻为天下第二手”，遂舍山水而专攻花卉，人称"写生正派”，海内学者宗之，从而成为有清一代最有影响力的花卉画家。他的传世著述《瓯香馆画跋》收录其论艺题记三百余条，然而论花卉者仅十余条，尚不足二十分之一，其他皆为谈山水的心得。
有感于此，孙其峰先生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用于花鸟画理论的撰述上。
清·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慨叹:“昔人论画，详山水而略花卉，非轩彼而轻此也。”是说论画并非有意扬山水而抑花卉。古人认为，花鸟画的功用不外乎三个方面:一为“装饰”，“圣人取以为象类”，“或以著为冠冕，或以画于车服”(《宣和画谱》)。二为“寓意”，“故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骛，必见之幽闲......”(同上)三为“抒情”，“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同上)。缘于此，则花鸟画理论多着眼于艺术实践，或欣赏评介，不像山水画那样，多从哲学精神方面去探讨理法，在认识论、方法论的平台上提供广阔的思索空间。
孙其峰先生在创作、教学的同时，长期致力于花鸟画理论的建树，对传统花鸟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系统性、丰富性、规范性、深刻性、实用性等方面，都对传统花鸟画理论有所超越，具有精深的艺术哲理和高度的理论价值，充满了智慧、艺理、哲理和师德的闪光，值得认真领会和深入探讨。尤其是那种精思力学、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令读者铭心永恒，予人以无限的启迪，堪称遵行授受之楷模。
孙先生的画论，秉承了“传道、授业、解惑”之宗旨，不骛奥玄艰深，悉力求真务实，是对创造性认识活动的精辟总结，体现了独有的性格特征、心理特质和思考的空间框架，以及心迹流动的轨迹。他的理论特性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为偶发心得的记录。对于一个成熟的艺术家来说，灵感和体悟随时随处可能闪光和激发，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将其记录下来的习惯和能力。用当代灵感学理论加以解释，这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心理体验，包含对艺术本质现象的理解，主体心理特质、经验，以及触发或联想过程等种种要素。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感觉常常处在言意难以表达的情状之下，介于直觉与知性之间。孙先生善于将心物感应诉诸语言文字，以点悟和启发的引导方式与学生对话，他的《论画手稿》，用精炼的语言点出画理之关键，既富于感性化的艺术精神，又不乏深刻的哲理意味;既有读、识、观、想内容的积累，也有主体性灵的陶冶;既有达成艺术效果、境界的感观描述，又有运作过程的精妙解读。是我们据以了解他艺术人生的重要补充，具有心镜自鉴和津逮后学的双重功效。
编辑 │ 冯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