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天雪
清季张庚《浦山论画》开篇之"画分南北,始于唐世,然未有以地别为派者,至明季方有浙派之目"的说法,很符合画史之客观。浙派之后,由明越清,吴门派,松江派,金陵派,新安派,西江派,娄东派,虞山派,扬州派,京江派乃至海派等等,一路延展,"以地别为派"之"派"几乎奠定了明清画史的基本脉络。

"派"之形成,各有渊源,需很多条件,诸如:一,传统积淀足够丰富,使得在宗法方面可以有所区别,当然,这个"传统"主要指语言方面的传统,即笔墨传统;二,在笔墨方法上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使得"化古"或继承基础上的风格创造还有可能性;三,交通及资讯发展有一定基础,既能使声名得到适度传扬,又不至于消弭地域区隔;四,社会安定,经济较好,艺术市场活跃,需求既多,人才自然增多,有成"派"的必要人才基数;五,有地域文脉传统,保证了成"派"的可能性和独特性。

上述以地别之"派"贯穿的美术史发展模式在民国时期发生了根本改变。在这个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期,美术生产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地别为派"不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美术学校,展览场馆,美术出版,艺术品经纪人和画店等所有美术生产相关行业,均集中在上海,北京,南京,杭州,广州,苏州等几个大城市,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美术生态圈,画家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变得空前丰厚和集中。又因民国时期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使得画家的城市化极为普遍,至少一流大家,都是从乡村走向城市才获得成功的,偏于一隅或隐逸于山林寺观而成功者,鲜有所闻。哪里有生存的机会画家们便会流动到哪里,而"机会"是伴随着军,政,工,商,文化等各界的流动性产生的,要知道,人员的流动将大城市与广大农村勾连起来,铺就了一张覆盖广阔的人际网络,通往城市的机会与次生机会源源不断,所以,这种从乡镇涌入的聚居,或就近,或天南地北,无一定之规,南人北居或北人南居极为常见,并不特以地域为考量的重要因素;或暂居或长居,随机会而变,极为灵活,机动。
编辑|冯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