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延喆

何延喆

二问——融汇中西

在近代史上，天津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结合”新画风的形成。这是天津美术的一个特殊现象，影响深远。晚清民初，由于西风东渐之潮的袭薰，天津画坛出现李绂摩、张兆祥、张城等一批写实派画家，皆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典型。李绂唐的“花光墨影”一时颇受推重，“花卉端推李老桐，牡丹艳艳用洋红”。(《津门竹枝词》)张兆祥将学习清代恽南田常州派花卉同西方强调光影明暗、强调真实感的方法糅合在一起，创立了别具一格的花卉技法，对天津影响较大，从学或私淑者甚众，黄逸儒、马家桐皆宗之，其后又有陆文郁、姜毅然、黄松延、华九龄等克绍箕裘。他们的作品反映了较为强烈的民间性、通俗性和地区性，明确地表现了对世俗生活及普通民众审美心理的热情关注。

那时天津一些画家有的是从西方学习归来的，比如当时被称为画坛“四李”(李铁夫、李毅士、李超士、李叔同)之一的李叔同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文艺通才，晚清时到日本学习西画，学成回到天津，曾在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图案科任教，但并未将才华奉献给家乡，他在津打下的基础也没有延续下来。南下以后，才在南方教出了丰子恺、吴梦非这样的高足。

当时能在天津画坛产生影响的恰恰是一批采用“中西结合”画法的天津本土画家，在中国画方面如刘奎龄(1885-1967)。他是画坛的一位特立独行者，在时间的自然流变中突然崛起，在艺林众生中有着全然不同的艺术经历。他生在津郊土城的农商富户，早年读过私塾和新式学校，肄业于南开中学。绘画主要靠自学，读中学时的美术课是他造型理念和审美意识的一个重要源头。其英语成绩优秀，有条件阅读参考外国资料。20世纪初，正是日本明治后期，新日本画风头正健，日本画的原作及珂罗版印刷品都不断进入中国市场。刘奎龄一直注重借鉴新日本画的长处，为他在心目中建立理想的艺术天地找到了诸多的启示。在长期封闭桎梏的环境下，他对西方科学文化同样有着强烈的汲取愿望。特别是西方地理学、生物学读物中的各种生活图景，尤其是走兽花鸟及异域山岭丛林，都令他十分神往。立足于自身的周遭视野，他时常在农家田园的琐碎生活中找到可以加工的艺术素材。所以，他在艺术上有着非同寻常的体验与创造，对传统文化研究深厚。这就使刘先生在绘画的“中西结合”上造诣更深、成就更为突出。

天津的画家善于观察生活，并将自己的独特体验融汇到绘画之中，形成鲜明特色。以刘奎龄先生为例，他自幼生活在天津城郊结合部，又出自天津八大家“土城刘家”这样的富户，他学画不是为了谋生或功利目的，就是喜欢。所以，能沉下心来对周边生活做细致的观察，并将自己的体验用画笔来写实和反映，选材上也独辟蹊径。比如鸟兽、花卉，日常生活所常见的家禽、池塘、溪水、树木和木栏杆、草垛等，甚至外国人开办的养牛场中的奶牛都成为他描摹的对象。中国古今唯一在绘画中表现奶牛的可能就是刘奎龄先生了。由于刘奎龄善于用自己对生活的独立体验与独到体会来反映现实，因而成为当时风格比较独特的画家。所以，当代学者有的研究认为，刘奎龄的画风可以独立成派。应该看到，天津画家探索中西的体用问题没有被裹挟到新旧激烈冲突的前沿，徘徊于融合派的主流阵营之外，表现题材主要不在人物画方面，又远离美术院校学科领域，虽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却难以在后继中光耀发扬。这一现象应如何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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