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画派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历史处境(六)|何延喆

2025-04-08

文|何延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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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延喆

五、“四王后劲”戴熙

道、咸时期的戴熙,是众多正统派传人中唯一一位深受“四王”炙灼却又不受其捆束的山水画家,也是一位有识见的绘画思想家,故能在“四王”传派中脱颖而出,有“四王后劲”之称。

戴熙(1801-1860),字醇士,号鹿床,钱塘(杭州)人。出身于官僚文士家庭,33岁(1832)以进士登第,入翰林院。38岁(1838)出任广东学政,48岁(1848)补授兵部右侍郎,翌年因疾归故里,以三品顶戴休致。此后便在杭州精研画学,潜心撰著,并主讲崇文书院。1856年前后,太平天国起义军日益壮大,戴熙领受地方军绅之命帮办团练,参与镇压活动。咸丰庚申,太平军攻陷杭州时自尽身亡,死后被清室赐谥“文节”。一生交游颇广,曾与政治和艺术变革的倡导者龚自珍相友善,以诗文酬酢赠答,在思想上受到一些有益的影响。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相当的认识和了解,面对江河日下、世运颓危,郁悒忧虑又无能为力,只得靠寄情翰墨摒却种种扰攘困顿,自谓“偶尔托毫素”,“卧游消永昼”。到晚年更是“拥肿嵌猗君莫笑,开怀吾自乐吾天”,几乎走上疏漫不羁的人生道路。

戴熙是19世纪的同龄人,鸦片战争时刚好出“而立”入“不惑”,在同代的画家中辈分较晚。他亲眼目睹了多少画家在“四王”辙痕中滚打一生却成绩平平的现实,为他们的失败而痛惜,以他们的教训为前鉴,不甘谨守劬碌之劳而无求建树之功,他曾在诗中写道:

逐鹿中原竟出新,四王一恽本天人。诸公才力原难跨,却是频年血战身。

他以针砭时病为基本出发点,发出扭转画坛流弊的呼声,为寻找新的出路突破种种约束,做了一些大胆有益的尝试。他的绘画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习苦斋画絮》一书中。

戴熙在绘画认识上的迥异时辈之处,首先在于突破了董其昌以来崇“南”抑“北”的陈旧观念,不仅对董氏的学说提出了异议,而且有重新“振起北宗”的强烈愿望。他曾深有感慨地说:“士大夫耻言北宗,马、夏诸公不振久矣。余尝欲振起北宗,惜力不逮也。”为力挽时下柔弱荒率的画风,他试图以北宗的笔姿墨韵为趋于僵化的正统派山水注入些许生机。在他看来,北宗重功力、重形似、重气势、重深入刻画。所以,“有志者不当以写意了事”。从他的许多悉力之作中可以得见,其画法虽然没有改变南宗的体貌,但却明显不同于“四王”一派用干淡墨线层层加皴的作风,而在线皴(披麻)中适当糅合了方折的面皴(斧劈)和擦染,增强了山石的块面感和体积感。他有鉴于“四王”传派局限于元代个别画家的笔路,不免流于干枯平腻的毛病,提出:“宋人重墨,元人重笔。画得元人,益雅益秀,然而气象微矣。吾思宋人。”“元人以疏峭变宋人之浑化,而浑化存在其中矣。彼世善效元之疏峭,而浑化微矣。得其一,失其一,学者之过也。”@因此,他也部分地吸收了宋代马、夏,明代浙派的用墨技巧,冲破了“笔枯则秀,笔湿则俗”的南宗观念束缚,干湿并重,枯润相间,丰富了笔墨的表现效果。正如他的侄子戴以恒在《醉苏斋画诀》中说的那样:“层层湿澡递相加,人墨独枯我独华。”同时又较好地避免了北宗山水矫饰外强的积习,不失天然而寓浑沦之气。





编辑 │ 冯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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