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奎龄、刘继卣述评（二）｜王振德
文｜王振德
王振德
刘奎龄中年以后，大抵以卖画为生，他的作品多通过天祥商场的国华社、北门里的荣古斋、长春道的荣宝斋、东南角的文古斋及东北角的凯记公司等南纸局或字画店铺经销，也有官绅商贾为庆寿贺节送礼而登门求购书画的。当年有位日本横滨银行天津支店的买办魏伯刚，看准刘奎龄作品的价值，不遗余力地求购。有时不等作品画完，即送款预购下来。因为刘奎龄当年为了生活而将画价订得很低，又画得精细，一张中堂画总须个把月完成，四条屏往往画上两个月，所以生活并不宽裕。有时为了应酬亲戚朋友，又只能赠送。据其外甥严仁曾回忆，严仁统结婚时，请舅父刘奎龄画一张画。刘奎龄决定画幅《孔雀图》相赠，构思数日，始展纸挥毫，画家手拿一根孔雀翎毛，一边观察，一边作画，断断续续，一直画了五年才告完成，其精谨美妙令人赞叹。后来，这幅画在天津艺术博物馆展出，被徐悲鸿先生看到了，当即给予高度评价。
建国后，刘奎龄的绘画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重视，他与另一位山水画家刘子久并称“津门二刘”。又与刘子久、陆莘农、刘芷清、萧心泉被世人尊称“津门五老”。1950年其作品《上林春色》参加了中国文化部主办的赴苏联、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等国的巡回展览。1953年被天津市市长聘为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55年被选为天津市政协委员。1956年被天津美术家协会推选为首届美协副主席。1958年8月10日毛泽东主席在天津干部俱乐部接见刘奎龄、刘继卣父子，赞扬“刘门出人才”，鼓励刘氏父子为人民多作贡献。1960年刘奎龄的《孔雀》入选第三届全国美展。1962年元旦《刘奎龄画展》在天津举行。同年八月《刘奎龄国画展》在北京美协展览馆举行。《人民日报》、《美术》、《河北美术》等报刊均有报道或评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刘奎龄画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刘奎龄艺术创作的价值日益提升，其艺术大师的地位被海内外越来越多的美术家和欣赏家所认同。北京朝华美术出版社、荣宝斋画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先后出版《刘奎龄画选》《刘奎龄画集》、《刘奎龄扇面集》《刘奎龄画谱--花鸟走兽部分》、《刘奎龄绘画全集》(共三册)。刘奎龄于1967年6月病逝，享年八十三岁。其一生创作总量难以精确统计，传世作品大抵在五千幅以上。其创作底稿存留在儿孙家里，也在千幅左右。
在二十世纪中国画坛中，出现了于非闇、陈之佛、陆莘农、张其翼、溥佐等杰出的工笔画大师，刘奎龄的工笔花鸟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艺术个性位居其中。刘奎龄在全面继承中国工笔花鸟画优秀传统的同时，更以巧妙的审美方式吸纳西法，真正将古今中外融入自己创作中，创立了独特的工笔画风格，特别是其独特的走兽画风格，不仅为津派国画建造了里程碑，也为中国工笔花鸟画的持续发展建立了丰功伟绩。
长期以来，中国画坛一直强调遗貌取神，反对谨细毛发而失其大貌。刘奎龄则认为绘画的审美特征应是多方面的，不能执一而论。他注重“取神”却不轻易“遗貌”。甚至也不忽略“谨细毛发”，始终坚持着“形神并重”的造型原则。他说:“画走善也同画人一样，一定要让人看着像，稍有不足，一眼就看出来了。”又说:“即使是昆虫类的小动物，也要仔细区分其差别性，比如蜻蜓最呆板，反应小，只能晃晃脑袋;而螳螂却很灵敏，动作‘表情’变化很大。”他的准确、生动、恰到妙处的造型给画面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无限趣味。对于鸟兽画的背景也仔细推敲，一笔不苟，无论是环境的安排，还是笔墨色彩的搭配，都是精心设计的，故而表现虎啸深山、猿啼峡谷、牛憩柳下、狗伏溪畔、猫卧花荫、狐游月下，兔戏桂旁，都能尽善尽美，经久耐看，正如其所述:“不要看不起背景和环境，因为它和整体有关,画好了就能彼此呼应,相互衬托,既突出了主体，又能协调一致，否则破坏画面。”然而，刘奎龄在创作中最为劳瘁心力之处仍在于捕捉动物的性格、情态和神意，他认为“动物的传神处，关键在于眼神和动态。眼睛的斜度、方向、动态的种种变化，必须认真观察，细细琢磨”。还指出:“画出了动物的神，动物画才有神采。动物也同人一样，失神落魄无异于行尸走肉。”这就难怪画家作品的动物不但毛羽茸茸,筋骨突现，肌里柔顺，而且眼睛总是亮晶晶地闪出光彩。
编辑 │ 冯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