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延喆

何延喆

此时，盛极一时的宫廷绘画活动也已转入低潮，皇室不再优礼挟艺以进的江南名流。有的画家为生计所迫，不得不接受都中贵戚的聘延，如上元张宝(仙槎)、丹徒顾鹤庆等都成为王府中的寄食文人。而更多的画家则不得不在经济上依附于地方的官僚士绅、富商大贾。一些地位显赫的文人或“好事者”仗恃职权和经济实力，附庸风雅，延揽书画家;许多有书画之长的文人也只好趋附权门，以致甘当清客与帮闲。更有甚者竟“终生为画估(画商)役”，贫甚而无闻。名士应幕，浪迹萍踪，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如嘉庆时期有一位任苏松太兵备道的李味庄(廷敬)，居官上海，号称“风雅主盟”，不但本人“工诗文、擅书画、能鉴赏”，而且“乐成义举，崇尚风雅，海内名流咸归之，于书画士尤多奖进”。他的职务是掌管苏、松、太地区的军需工作，是一个中饱私囊的官员。一时文人趋之若鹜，不少清寒的书画家都做了他的幕宾，或靠他的奖掖、扶植猎取社会声望，以期摆脱“潦倒风尘”和“疗贫无术”的窘境。大富豪李筠嘉(修林)，靠捐纳得了个七品候补官的头衔，将许多书画名士延纳于他的私人别墅“吾园”之内，施以小恩小惠，以求得“礼贤下士”的美名。汤贻汾一生宦迹半天下，“所至无论久暂，一时名士皆乐与之游;官云上未旬月，文宴之盛亦复如是”。陈曼生任溧阳县令时“东南才艺之士麇集”；后迁淮安府同知，有的画家又随其前往，“与之相始终”。铁保(治亭)出任江南提督和两江总督时，也对游于幕下的书画家“以宾礼相加”。其余如杭州的汪孙、蒋光煦等富贵人家都有书画士充当门客。生活在道光时期的“娄东派”传人盛大士在《溪山卧游录》中说:

近世士人，沉溺于利欲之场，其作诗不过欲干求卿相，结交贵游，弋取货利，以肥其身家耳。作画亦然，初下笔时，胸中先有成算；某幅赠某达官，必不虚发;某幅赠某富翁，必得厚惠。是其鄙陋劣之见，已不可响迩，无论其必不工也，即工亦不过诗画之蠹耳。

生活的单调，经济的依赖，环境的卑污，游惰的艰辛，使得诸多寒士的情绪异常低落，以致有的文人竟耻作画者，发出“画之为技最卑” 之叹。

在这种社会风气和生活环境的制约之下，中下层文人画家大都精神空虚、思路狭窄，为“结交贵游”和“弋取货利”的动机所驱使，往往消极、被动地迎合世俗的审美心理，窒息了他们奋发进取的创作热情和变革画风的求索精神，兼之嘉道时期承雍乾以来的箝压之制，依旧文禁森严，多数士大夫“缄默故宠以保名哲”，甘愿麻木不仁地充当文化专制统治下的顺民，不敢在诗文书画创作中抒胸臆，多以懒散、冷漠而又颓唐的心态观照世界，在传统的境界、格调、韵味及近于公式化、符号化的技巧诸方面下功夫，写景咏物，点缀升平，只能苟且因循成法，没有勇气突破正统文化风尚的樊篱。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于1825年所写《咏史》 一诗辛辣地讽刺了这种社会现象: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此时，人才的危机已十分明显，画界稀见精英之才的诞生，一向高居不附的“四王”画派，其门楣的光辉也已黯然消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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