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驰
喜收藏,善作画,
曾为中国画学研究会重要推手
颜世清之所以作为当时中国画学研究会的重要参与者,还是因为他与金城及周肇祥的紧密关系,他们三人因为同是出身于或官宦或富甲家庭,又同为级别不低的政府官员,再加上同好书画,所以一时关系很近,尤其是在组织书画活动的时候,可以动用许多的社会资源。1911年后,金城先后担任国会议员、国务院秘书、蒙藏院参事等职,周肇祥先后任湖南省长、临时参政员参政、大总统府政治咨议等职,而颜世清则先后任直隶都督府外交厅厅长、北京大总统府军事参议、井陉矿务局督办、财政部印刷局局长、张家口税务监督等职。由此看来,虽然颜世清在从政级别上没有金城与周肇祥那么高,但对于同时期的大部分画家来讲,足以称得上是位高官了。
活跃于20世纪初的天津报人、作家李然犀,是一位典型的报馆里的文人,他能写能画,通各种民俗,还会说相声,曾出版过长篇小说《津门艳迹》。他在刊载于1929年《艺林句刊》的文章《东方绘画协会原始客述》中,详细记载了20世纪初中国画学研究会与东方绘画协会成立的相关源流与细节,而《艺林旬刊》即为中国画学研究会所主办,所以,应该是最客观的、最接近史实的早期文字资料。文中曾有如下记述:“民国七八年间,我国总统府顾问板西利八郎氏屡欲介绍日本画家来华开会,与周肇祥、金绍城、颜世清等谈过多次,只因我国画家散漫无团体,而又不宜终拒,周金二人遂与同志组织中国画学研究会,一面联合画家,一面训练人才。”1920年,在金城与周肇祥的推动下,“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而反观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早期活动,除教授学员,弘扬传统中国画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组织中日两国绘画联展。据考,1920年至1926年,分别在中国和日本举办过四次中日绘画展览会。而这几次系列美术展,均由金城、颜世清、周肇祥与当时的日本画坛带头人渡边晨亩联手打造,此四次系列展时称日华绘画联合展览会,均为当时有影响力的中日画家作品,中国画家大部分是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员,日本画家是包括竹内栖风、横山大观等名家,而且这些展览还都带有商业性质,以卖画为主。第一届是1921年,据相关资料记载,此次参展作品有日本画家的42幅作品,中国画家的142幅作品,先于1921年11月底在北京南池子石达子庙展出,后又于12月初在天津河北公园内展出,两次展期均在一周左右,此次能来天津展出应该就是颜世清积极推动的。后第二届于1922年在日本东京展出,第三届是1924年,在北京与上海先后展出,第四届是1926年在日本东京与大阪先后展出。后来又有一次在1929年,也以日华绘画联合展览会的名义先后在在大连、奉天、上海展出的中日画家展览,但是主要策展者应该是吴昌硕、刘海粟与王震等这些海派名家了。由此可见,金城、颜世清与周肇祥,也算是中国最早的“国际策展人”了。而颜世清之所以起到了很多的组织与联络日本方面的推动作用,因为颜世清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曾任直隶都督府外交厅厅长,于外交方面有许多人脉资源,另外,他还是一位重量级的大收藏家,他当年的收藏在京津一带号称数一数二,其中最著名的苏东坡的《寒食帖》就是他于1922年在日本转让给日本藏家菊池晋的,后来此帖又经过数次转让,现存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据日本学者下田章平的文章《颜世清的访日与中国书画东传》(范丽雅译)考据,此次颜世清是借着日华绘画联合展览会的机会,在日本做了一个自己的藏品展“颜氏寒木堂书画展览会”,展出了数十件自己珍藏的中国古代书画珍品。也正是在1922年的这次日华绘画联合展览会中,由陈师曾推荐参展的齐白石作品,在日本大放异彩,均被日本藏家高价收藏,由此改写了白石老人当时的作品价位与在画家同道中的学术地位。其实在前一年于北京与天津联展的第一次日华绘画联合展览会中,陈师曾就推荐了齐白石作品参展,但是没有引起在日本这么大的反响。按常理推测,对于日本藏家高价收藏齐白石作品这件事,颜世清应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据《颜世清的访日与中国书画东传》一文考据,颜世清在日举办此次藏品展时,邀请的都是当时日本的顶级藏家、画家与政商界名流,可见他在日本的人脉,与日本友人对他的鉴藏水准的信任。
基于中日间的这种文化交流,在1926年,第四届日华绘画联合展览会在日本举办的时候,中日双方画举家代表双方协议,成立东方绘画协会,最后推定东方绘画协会中国方而会长为徐世昌,副会长汪大燮、熊希龄,干事为周肇祥、颜世清、陈汉第、陈半丁、金绍堂等人,会址设于北京宣武门内温家街甲1号。日本方面会长为内大臣牧野仲显伯爵,事务所设于东京美术学校文库内。后由于1928年,日本军方在济南制造了“济南惨案”,国内民众抗日情绪爆发,此协会不久亦宣告解散。但是从东方绘画协会干事排名上看,颜世清仅排在周肇祥之后,也说明了他在当时的重要性。也正是第四届“日华绘画联合展览会”,引发了许多画家之间的不愉快。首先是吴昌硕与金城之问。据学者张涛在〈中国画学研究会与金城、周肇祥关系考》一文中考据,1926年金城在操持完此次展览由日本返回上海后就病故了,而上海媒体刊载的文人八卦讲,金城此次赴日本前,曾于吴昌硕处购买了几件作品,一同带到日本进行展览售卖,或许由于价格标注的问题,与吴昌硕产生了一些裂隙,所以当时在日本成立东方绘画协会时,本来要推举吴昌硕任副会长的,吴昌硕坚决表示不参与,这才推举的熊希龄。另外,也正是这次在日期间,因为周肇祥看不惯金城的几个年轻学生,也与金城产生了裂隙,于是在签署关于东方绘画协会的相关协议时,自己就全权办理了,也未征求金城的意见。看来也是,两位当时画坛领袖级的人物,没能逃脱中国自古“文人相轻”的套路,自此决裂。所以金城病故后,其子金开藩即发起湖社画会,以纪念金城之名携众人脱离中国画学研究会,在周、金二人裂隙之时,不知同为二人好友的颜世清以什么样的角色又做了哪些工作,但是从一些迹象看来,颜世清应该与周肇祥关系更近一些,因为首先,二人画画都是一种业余状态,与画画相比,二人对于收藏古董字画的兴趣更浓一些,二是自从湖社成立后,在湖社举办的相关活动与《湖社月刊》的报道中,关于颜世清的记载寥寥无儿。另外,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即当年的古物陈列所,周肇祥曾于1926年起担任这里的所长,他是古物陈列所成立以来的第四任,副所长为周贞亮。周肇祥出任所长,组成了当时国内级别最高的“古物鉴定委员会”包括罗振玉、李盛铎、郭葆昌、陈汉第等名家担任委员,其中就有颜世清。
后来因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内反日情绪日隆,这一段抗战前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大家也很少提及,只是到了近年来,随着研究20世纪初叶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相关活动,这些历史才逐渐被相关学者梳理。
编辑 │ 冯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