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史观对20世纪初叶中国美术史研究和撰写模式的影响——以陈师曾及其著作为主体（四）
文｜祝一宁
三
三、时代的重奏
20世纪初叶堪称中国美术史肇始之季，陈师曾《中国绘画史》只是美术史篇章中的先引。同年出版的潘天寿编著的《中国绘画史》，与陈师曾同样是依日人中村不折之著作为范本，不过在“上世史”之前依据考古学新知又加入“古代史”，是对进化史观阐释的延展。二者前后发行，一时引起巨大反响，基本奠定了对于通史体例中国美术史撰写的范本，同时也进一步确定了该时期进化史观对中国美术史的总领地位。
1926年滕固撰写《中国美术小史》，被许多美术史学者认为是中国美术史发轫之作。该作以西方艺术史研究中“风格学”方法“抽引结论”，撰写成文。他认为:“着眼作品本身之风格发展。某一风格的发生、滋长、完成以至开拓出另一风格，自有横在它下面的根源的动力来决定。”《中国美术小史》的撰写体例虽改朝代更迭主线为风格变化主线，但是其探源溯流的史识并没有对中国美术史中的主客体问题进行颠覆。相反，滕固的“风格学”以其对中国美术内部风格演进规律为史实依据，以另一种史识撰写阐述了进化史观。除了对于风格史的研究，滕固还是较早关注美术考古领域的学者。他撰写的《燕下都半规瓦当上的兽形纹饰》与《霍去病墓上石迹及汉代雕刻之试察》等文，文中就考古资料及其相关问题展开论述，虽然有些与西方观念对照的部分略显牵强，但是却打开了中国美术考古之先河。
1929年郑午昌出版的《中国画学全史》被蔡元培誉为“中国有画史以来集大成之巨著”，其于1935的(中国美术史》也是20世纪中国美术通史著述方面的代表性著作。郑午昌的美术史观和美术史研究的方法论兼具东西，是将传统画学以进化史观进行的嫁接与重构。尤其是《中国画学全史》一书还将清代流行的朴学方法应用于美术史研究中，为20世纪初叶中国美术史撰写开辟另一条路径，可以视作传统画学在进化史观影响下的自我进步和革新。相对于前三者，郑午昌对于中国传统画学的研究显得更为深刻，他以新史学的体例对各式画学史料进行了重新编撰，填补了传统画学演进发展到现代美术史之间的空白。时至今日，郑午昌所著《中国画学全史》仍是研究画学的必修书目。
总结上文，“新史学”所宣扬的历史进化观念，成为20世纪初叶包括陈师曾在内主流美术史学者们共识的思维基点。他们开始以历史进化之眼光分析美术问题和美术现象，进而观照整个中国美术的变迁，用生长与衰亡、进步或退化等观念来诠释中国美术史，以撰写不同体例美术史的方式，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对于美术发展规律的探讨，直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入，中国美术史又进入另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结语
美术作品和现象之间的历史联系、沿革变迁以及美术史中的嬗变节点，是关系对美术发展全局认识的根本性问题，同时也是学者史观最具标识的衡量。本文通过分析进化史观对陈师曾的美术史观形成和理论著作诞生的影响，以其思想理论嬗变节点牵连出的史观截面阐释了在新史观的指引下，20世纪初叶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与撰写模式呈现的三个特点:第一，进化史观的不断进化与自我完善，以不同表现形式对“传统美术史观”进行扬弃。例如，陈师曾“中国画进步论”的提出过程和产生结果。第二，史料的系统化运用。受进化史观影响，美术史学者对历史变迁的理解及对历史分期的看法，直接或问接地影响他们所观察和组织的一切撰写美术史的材料，进而形成不同的系统。例如，陈师曾、潘天寿、滕固与郑午昌等学者所撰写通史体例美术史以不同的范式组织编撰，最终形成的作品也是千人千面。第三，在撰写逻辑层面，变传统史实描述为现代史实诠释，而史实诠释的特征是以流动一变迁、发展一更新以及联系一规律等三组关系为基准。最终，美术史学者们放弃了清代以来考据至上的学风，转而以史学观的高度撰写美术史。
编辑 │ 冯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