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地区早期书画家（五）｜王振德
文｜王振德
王振德
四
唐代，天津地区属于河北道幽州、沧州辖区，是国防要地:屯兵九万余人，所需军饷多由南方江淮一带经大运河或海运而来。当时驻军指挥中心在蓟州镇(今三屯营)，兼为粮饷囤聚之处。唐代以前由江淮至蓟州的漕运航道是从山东登州(今蓬莱县)入海的,抵平州(昌黎)之乐亭入滦水而到达蓟州镇。因为海运遇风多难，每年损船数十百艘，损失粮饷数千万石而且路远费时。唐神龙三年(707年)沧州刺史姜师度，仿效三国曹操傍海凿渠的办法，把天津北塘河口与曹操新河接通，使江淮漕船经南运河驶入海河，转蓟运河，直抵蓟州镇，运河的疏通与开拓，使之连海通江，促进了天津地区的昌荣。诗人杜甫曾描绘当时海运的盛况:“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菜。”故而隋唐时期天津地区的古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在海河口(当年海口在今军粮城以东)，从江南运至海河口，称为“三会海口”，再由此溯沽河至幽蓟。海口筑有城池，位于天津东郊军粮城北刘台村西南二里。现今从遗址中仍可发掘唐代早期的陶资残片和残砖断瓦等遗物。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一座唐代石棺幕，石棺以石板雕花合成，随葬用品有青瓷壶、陶质俑等。后又在军粮城塘洼发现一座唐代砖墓，随葬品有三彩陶罐和海兽、葡萄镜等。这说明随着河运、海运的频繁，天津地区目渐发展。《唐书》记载，唐太宗东征高丽时，曾“还幸幽州”，因东征失利，兵士死伤甚众，遂收其骸骨葬于蓟县积骨墩，成为二十余座土阜。又传说唐太宗恐高丽追袭,筑阜堆米，以惑敌兵，故而又名“积谷墩”。战后，唐太宗在长安感念幽州民众，特派名将尉迟敬德到蓟山立庙。现蓟县独乐寺、双峰寺的“重峦禅院”，万松寺西的“舞剑台”传为太宗时建。此外，九华峰南麓的祐唐寺为唐开元年间建。盘山南麓宝积寺为贞元年间建。天成寺等亦为唐刹。唐代文人李愿曾在盘谷寺隐居。蓟州盘山大致在北魏时期兴建佛寺,《盘山志·南抃上方感化寺碑记》记述:“渔阳古郡之西北，丛岫迤逦，其势雄气秀，目盘山。冈峦倚叠,富有名寺。”唐代建寺更多,包括开元时建的祐唐千像寺贞观时建的双峰寺，道宗大师建的云罩寺等，但均未能保存至今，“只有千像寺的千佛像是唐时原物。佛像在寺前方的溪谷、涧石之上，线刻数十尊，每四或三尊成一组，脚踏莲花，宽衣博带，神态安详，面颊丰满。故寺有'千像’之名”(《天津古代建筑》)。另据唐道世《法苑珠林》记载:“唐幽州渔阳无终成城内,有百许家。龙朔二年(662年)夏四月,成城火灾门楼及人家屋宇并为灰烬，唯二精舍及浮图并佛龛上纸宵等:但有佛像独不延烧。”这二精舍即指独乐寺和广福寺，这浮图即指独乐寺南的白塔。这一切表明，天津地区在唐代已经得到相当的重视与开发。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时代，书画艺术成就极为辉煌。太宗文治武功，风骚一时。其本人即擅长书法，所书《温泉铭》和《晋祠铭》是中国早期以行书写碑的力作。唐初实行科举制度,专设“书学”一科，并在其中设立“书学博士职业。还在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学校--弘文馆，招收爱好书法的五品以上官员为学生，由虞世南、欧阳询执教书法。另设有拓书人，如赵模、冯承素等拓摹王右军书法真迹，即今所见唐人摹本。这些措施强烈刺激了文人学士攻习书法的积极性，有唐一代，书法家层出不穷。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张旭、怀素、李邕、颜真卿、柳公权等人都是书法大家。伟大诗人李白虽然不以书法名世，但是他的书法同样超越凡庸达到极高造诣。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人。幼年好学，兴趣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抱负非凡，多才多艺，诗文传诵千古,对后世影响深远无穷,有《李太白文集》三十六卷传世。其书法功力深厚，早年师法“草圣”张旭，打下了坚实根基。后与其从叔当涂(今属安徽)县令李阳冰交往甚密，相互切磋诗文书法，受益甚多。李阳冰是唐代著名书法家，始学李斯《峄山碑》后见仲尼《吴季札墓志》,精深小学,得其渊源。有《缙云县城隍庙记》《处州新驿记》《般若台铭》《镜水忘归台铭》《庾贲德政碑》《谦卦名》《三坟记》等篆书刻石名世。当时名家书碑多请其篆额，有“笔虎”之盛誉。其书法屈曲回环，龙蛇盘踞，劲爽豪放而又苍茫雄壮，自树一格，曾自许云:“善小篆，直斯翁后一人，曹喜、蔡邕不足道也。”唐窦皋《述书赋》赞其篆书:“变化开阖，如虎如龙，劲利豪爽，风行雨集。”李白也赋诗赞其书法:“落笔酒篆文，崩云使人惊。”对李白书法极有影响的书法家还有唐代诗人贺知章。贺知章对李白有知遇之恩，工书善诗，尤精草书，写得飘逸潇酒，豪放不羁堪称书如其人。所书《孝经》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却又法度森严，二百余行巨制，确实是“笔不停辍,动成卷轴”,“不见笔力之衰”，与孙过庭《书谱》并称草书长卷之双璧。李白对贺知章书法深为倾佩，认为可以与晋代伟大书法家王羲之比美，赋诗赞曰:“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李白本人的书法也是才华横溢,名高万代,《李白墓碑》云:“翰林字思高笔逸。”黄庭坚题跋云:“李白在开元、天宝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宋《宣和书谱》云:“白尝作行书，字画尤飘逸。”现存行草墨迹《上阳台》一帖，白麻纸本,纵 29.34厘米,横 39.67 厘米五行，计二十五字。其文为:“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系诗人登临上阳之台，观赏清壮胜景，抒发高逸豪情的即兴之作，笔法流宕爽健，书境新秀鲜活，飘逸灵妙，故张晏说:“观者飘飘然有凌云之志，高出尘寰，得物外之妙。”杜本也说:“太白之书何如长史，豪雄浑壮，固不异也。”此帖曾由宋徽宗内府收藏后经宋赵孟坚、贾似道，元张晏，明项元汴，清安歧等人收藏，一度入清官内府。清亡后流入民间，后归安徽新安张钫收藏，建国后，张钫将此帖赠给毛泽东。毛泽东遂于 1958年将其转交故官博物院珍存。此外,尚存李白《送贺八归越》手迹石刻。
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上的匾额也书有“观音之阁”，上有李白的落款，为宝寺增添了奇光异彩，博得了古今观者的赞叹李白“观音之阁”四字楷书写于蓝地金字的竖匾上，结体庄重大方，笔画劲挺豪爽，气势恢弘开放，墨韵千古犹新。特别是“之”字的书写偏于左上方，奇异别致，有凌云登月之感，为全匾书体的庄重气氛平添了波澜和情致。据文物史学家史树青先生考证，李白于天宝十年(750年)北游燕塞，有《幽州胡马客歌》讥讽安禄山。翌年春季漫游广平、邯郸等地复折路北游蓟门，秋日抵达幽州，目睹安禄山专横跋扈，肆意妄为,遂生忧国忧民之思。这与《蓟县志》的记载颇为一致:“独乐寺为安禄山誓师之地。'独乐’寺之名亦安禄山所命，盖安禄山思独乐而不与民同乐，故尔命名之。”李白于天宝十二年(752年)春月离开蓟门，推测李白书写“观音之阁”当在天宝十二年之际。史树青还指出唐代匾额多为方形，此题额与李白《上阳台》帖一样，笔迹遒劲凝重，落落大方，同署“太白”落款，绝非出于偶然。尽管有人怀疑现在悬挂的竖已非唐代遗物，但换匾不换字的情况在名寺古刹的额中是极为常见的。况且李白落笔成珍，千秋仰戴，后人是不愿替代的。因此，史树青先生的论断令人心悦诚服。
唐代的书法当以楷书最为盛行。初唐四大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都以擅写楷书饮誉史册。其时天津地区的书家以韦迴、韦纵、平授的影响为著。
韦迴，主要活动于唐天宝年间。系渔阳郡(今蓟县)人。官至监察御史，擅长八分书，其书如“龟开萍叶，鸟散芳州”风格大抵与昌黎韩择木的书风相仿。关于“八分”的解释，唐人张怀瓘《书断》引王愔说:“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又引萧子良说 :“饰隶为八分。”张怀瓘认为“小篆古形犹存其半，八分已减小篆之半，隶又减八分之半”“若八字分散……名之为八分”。可知“八分”是界于“小篆”与“隶书”之间的字体。韦迴的书法代表作是天宝四年(745年)撰写的“常觉寺铜钟铭”(据《金石录》《唐书·宰相世系表》)。
韦纵，主要活动于唐贞元年间，系渔阳郡人。官至左金吾卫兵曹参军，擅长正书。于贞元十三年(797年)书写崔教所撰的“唐盐池灵应公神祠碑”(《金石录》《唐书·宰相世系表》)。
当时蓟人平贞脊之子平授，也以八分之妙独善一时，可惜字迹无传，难能评议(据《张燕公集》)。
唐代天津地区所建寺庙多有壁画题额，奈何墙面剥落寺庙倒塌，加之年代久远，几经水火战乱，真迹已难于寻觅和察考了。
编辑 │ 冯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