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惟借古而开今——文化保守主义与金城(二)|王伟毅

2024-09-29

文|王伟毅



金城


对于金城这样一个身份、经历复杂的画家(在清末民初从事过司法工作,在琉璃厂经营过画店),完整、深入、微观的个案研究很少,对金城作品本身的分析研究也不多。同样,对在近代绘画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团休--湖社画会的研究也相对薄弱。对历史上的艺术现象,画家从一个宽泛的角度做社会价值判断相对容易,但是,绘画艺术不应以社会价值判断其意义和价值。何况在清末民初这个复杂的社会变革时期,传统画家所而对的艺术的新与旧问题,绘画艺术本身价值问题……其相对性和多元性也决定了这个问题有点难以厘清,况且面对经历丰富、身份复杂的金城则更难。但是,相比同时代人的口号性表述,金城还是留下了蕴含其绘画思想的随笔体研究绘画的论述--《画学讲义》,和记录在欧美接触社会,记录文化、艺术观感的日记--《十八国游记》等文献资料。



金城在其绘画艺术理论著作《画学讲义》中主张“世间事物。告可作新旧之论。独于绘画事业。无新旧之论。我国自唐迄今。名手何代蔑有。各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者。何尝鄙前人之画为旧画。亦谨守古人之门径。推广古人之意。深知无旧非新。新由是旧。化其旧虽旧亦新。泥其新虽新亦旧。心中一存新旧之念。落笔逐无法度之循。温故知新。宣圣明训。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诗意概可知矣。总之作画者欲求新者只可新其意。意新固不在笔墨之间。而在于境界。以天然之情景真境。籍古人之笔法。沾豪写出。发挥时气韵自露。气韵露则艺术自然臻高超矣。”在金城的绘画理念中,中国绘画的“新”与“旧”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是相互辩证关系,而绘画中的“新”应是内生性的。“谨守古人之门径,推广古人之意”是要深刻认识传统绘画艺术的自身传统,“新”出于“旧”,化旧为新,而不能为新而新,那样将会“无法度之循”,只有“温故知新”遵循传统绘画艺术的内在规律,才能达到“诗意概可知矣”的层次,达到“气韵流露”的境界,才能在古人的基础上重新演绎新的笔墨语言,写出天然之境。在金城的绘画理念中,“食古”而化之,就可达到“故君子惟借古而开今”(石涛语)。

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后,被“惊醒”的朝野认识到向西方和日本学习的重要性。“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在这样的背景下,金城的父亲“怵于事变。七子五女尽遣欧美游学”,由此,金城开始了“走向世界”。

金城的一生有过两次出洋经历。第一次是1902年其父送其兄妹三人到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学习。据萧玮文考证,金城在伦敦国王学院属于旁听生性质,旁听过法律、政治、经济等课程,时间约两年。第二次出洋是1910年10月,清廷大理院派金城等人为专员与法部专员“分途赴会”,参加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第八届万国刑律监狱改良会,并赴欧美各国考察监狱及审判制度,时间是1910年7月-1911年5月21日。金城的第一次出洋,《湖社月刊》第一册“金北拱先生事略”一文曾有如下文字记载:“留学英国铿斯大学。功课甚严。日无暇晷。而自修之余。必仍习画如故。遇休沐日。或出游。凡经美术院博物馆。辄流连不忍去。其啫古之笃。有如此者。”《湖社月刊》刊载的“事略”中对金城的经历与评价多有溢美,对照《十八国游记》中金城回忆第一次游学的文字,这些参观美术馆、博物馆的文字记录应还平实,记载了金城游学期间对博物馆、美术馆和欧洲绘画艺术的浓厚兴趣。不仅英国,在金城1923年绘制的《瑞士云海》一画的题款上记载了“二十年前游瑞士枯尔自山顶……”等文字;1910年自美国至英国途中曾作“七年两次渡重洋”;“金北拱先生事略”中亦有“毕业归国。道经英法诸邦”的文字,可以推测,游学英国期问,金城应到过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参观美术馆、博物馆。这充分证明了走出国门的金城对与自已国家相异的西方文化的兴趣。记录金城第二次出洋经历的目记《十八国游记》中则有大量的参观博物馆、美术院、藏书楼(图书馆)的记录,并有“出至照相”的记载。可见会,听演说“照相与美术之关系”金城对代表“新时代的精神特征”--观者可以自由交往,无须等级所有场馆均可进入参观的公共文化空间--博物馆、美术馆,新的艺术创作媒介--摄影的兴趣及对新的艺术媒介与传统绘画的关系的敏感。与第一代出洋的斌椿、张德葬相比,金城在主动走向世界,认识域外文明等方面更进了一步。“午后观油画院。一为赛画处,一为新油画院,计油画四百张水画五十张,皆十九世纪名手所绘。新画日趋淡远路,与从前油画之缜密者不同,转与中国之画相近中国画学南宋以前多工笔,宣和以后渐尚写意,遗貌取神,实为绘事中之超诣。不但作画为然,凡诗文告有此境界,至造极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今人见西人油画之工,动中国之画法者,犹偏执之见而。”“中国诗画家长于别择,西人诗画家长于包容。惟别择严,故出笔简洁,而意象或失诸狭小;惟包容广故取径宽博,而蕴蓄反觉宏深。”当斌椿、张德彝沉溺于“写真”之妙和惊叹于“麻油画”之“神奇逼真”时,金城除了对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和新兴的摄影艺术--照相发生兴趣外,对欧洲绘画的发展变化、中西绘画的异同、传达情感的不同方式,乃至评判绘画的标准等都作了冷静、客观的分析比较,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而这些结论今天看来仍有意义。

在《十八国游记》中,金城还有很多今天看来颇为“超前”的判断,例如,在美国费城观看飞机表演,赞扬美国人的“冒险精神”,在英国参观议政院,分析英国政治体制中影响行政效率的“政党之弊”,比较拿破仑墓之豪华与华盛顿墓之简朴后得出“盖民主之俭德与霸王之雄风,适与其平生相称焉”看到土耳其落后的社会状况,感叹“专制之祸,可以殷鉴”等等、在法国与报馆主笔讨论中西审案方式异同时、以冷静的态度分析出中西法律诉讼方式的优劣,“西人审案重证不(重)供,中国则重供不重证;西人审案有律师,而中国则禁止讼师”,并得出“将来中国欲行新律,此两端亦必改变也”的超前判断。

人的性格对价值判断有决定性的影响,极端主义者的思维方式会影响任何行为准则和对一切事物的价值判断。从《十八国游记》中可以看到,金城对新的社会制度--涉及他从事的司法工作和多党制,对价值观的理解--冒险精神,及对中西绘画的研究和比较--看到各有高下优劣……在所处的时代,这样的观点完全是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清醒者态度。如此主动“走向世界”的姿态,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超前的价值判断标准,反省自身的意识,是不可能在绘画艺术上主张因袭古法不能改变旧制的。

罗荣渠认为,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的现代化思想运动的一大特色始终表现为从文化层面探讨中国的出路。这样简单的以文化问题归结为中国出路的根本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模式的作用,以传统的思维方式观察现代世界变化,看不到影响社会进程的其他方面。游学、考察欧美时,金城能够看到绘画之外的政党制度、政治社会状况等等,表明其不是谨守儒家传统的传统知识分子,在认识方式上有了飞跃,已经走到了社会的前列。







编辑 │ 冯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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