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画派”概说（六）｜何延喆
“京津画派”概说（六）
文｜何延喆
(三)
画学研究会、湖社的先后成立及《湖社月刊》的发行，对天津的绘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刘子久、陈少梅、李鹤筹、梁崎方药雨、魏梅君、任清吉、孙润宇、马君、王良生、赵佩瑶、刘维良、杨青我、黄士俊等一批参与过两会的画家相继活跃在津沽画坛尤其是刘子久与陈少梅，不仅是天津画坛翘楚，在20世纪美术史上也有重要地位。刘子久、陈少梅皆得益于两宋，他们学习传统有着得天独厚的方便条件:金城生前，曾从故宫古物陈列所及私人收藏家手中借出大量元明清名家真迹，供入室弟子观摩临习，刘子久，陈少梅都是直接受益者。
刘子久
刘子久(1891-1975)，字光城，号饮湖，早年学习地质勘测并自学绘画。1920年入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在金城的指导下正规学画。他广泛临摹过燕文贵、范宽、郭熙、李唐、樊圻、龚贤等前辈画家的作品，画风古朴沉厚而又刚健爽利，根基扎实而有新意，并能将地质科学方面的知识运用于绘画，以笔墨肌理表现由石的不同地貌特征，因而能够用传统笔墨反映现实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作的《给军属拜年》《支援前线》人选首届全国国画展览，其后又有《冒雨铺轨》《长城放收》《秋高气爽》《为祖国寻找宝藏》等许多脍炙人口的新作问世。
1927年，刘子久在北京任湖社评议，1934年回天津，任市立美术馆秘书、馆长，致力于绘画教学，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如王颂余、孙克纲、严六符等，赢得桃李盈门的美誉。
陈少梅
陈少梅(1909-1954)，名云彰，号升湖，原湖南衡山，出生于福建漳州。他是20世纪继承北宗山水取得最大成就的画家，也是一位勇于突破陈腐观念和富于变革精神的画家。20年代初，陈少梅告别故乡，随父来到北京，求学之余，研习丹青。16岁那年(1926年)加入画学研究会，成为最年轻的会员，并被金城收为关门弟子，他的特异气质和卓然的学绩很受老师的推赏和倚重。金城生前曾断言:“承吾业者必升湖也。”1929年湖社画会成立时，年甫弱冠的陈少梅成为该社首批骨干会员。1930年，他的作品人选比利时国际博览会，获美术银牌奖。同年，湖社在天津举办画展，取得意外成功不少津籍文化人，如严智开、王良生、孙润宇等呼吁成立湖社天津分会，1931年春分会正式挂牌，由刘子久、惠孝同、陈少梅共同主持。分会内兼设湖社画会天津国画传习社，由陈少梅主授人物、山水和花鸟。“报名者异常踊跃，已超过定额，原租房屋不敷分配，刻正另觅新居。”(《湖社月刊》第40期678页)在津的二十余年，陈少梅的创作正值盛年，且从游者甚多。当代著名国画家王叔晖、刘继卣、黄均、孙天牧等都曾师从于他。津门的老一辈画家不少都出自他的门下，如已故的黄士俊、王卓如、韩百里、张绪缄、刘维良、王宝铭等，都很有造诣和功力。但由于客观原因，他们都未能在津洁画坛以外造成应得的影响。
在短短的生命历程中，陈少梅苦心孤诣地学习和研究中国画技法、理法，尤其对北宗画法做过科学的分析和深入的研究，全面而系统地掌握了其中的津梁要旨，山水、人物、梅竹、花卉无不工妙他学习传统，决不局囿于“泥迹袭貌”的皮相之术，而是注重以古意展新姿，形成了具有一定时代气息和画家主观思想情貌的新风格从存世的大量画迹中可以看出，他的作品没有趋附于风头正健的各种潮流，既有扎实的传统功底，又有自己意匠上的新发展，并坚持从长期受到冷遇的北宗画风中寻求变革和发展的机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他猝然病故，短短的五年间，他深入生活，面向自然画艺不但更臻成熟，而且画风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牧牛图》《从林远岭》《燕山秋色》《江南春》《小姑山》等新作虽仍然保持着既往的笔墨神采，但章法、意境、情趣、技巧等方面都已脱却前人的规范，取得了开拓性进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本地的画家也继续组织了一些绘画社团组织，如1923年由陆文郁开设的“蘧庐画社”，聚徒讲学，受天津女子教育时兴的影响，专收女弟子，前后开办八年，从学者五十余人。1929年天津广智馆组织“城西画会”，仍由陆文郁主持，先后培养学生数十人。成绩突出者有萧心泉、刘维良、俞嘉禾、王颂余等。萧心泉的作品曾人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届全国国画展，为“津门画界四老”之一。此外，还有陈师曾的门生苏吉亨组织的“绿蕖画会”，著名画家赵元涛(松声)、孟乃立都是其中的骨干。但这些画会都未能如湖社画会那样产生广泛的影响和维持较长的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与天津的艺术往来更加密切，由于新的发展格局的形成，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特别是适应新时代需要的人才流动及美术院系的调整，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画地域风格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初，陈少梅与刘继卣调到北京，其后，北京的李鹤筹、李智超、刘君礼、张其翼、孙其峰、溥佐、萧朗、凌成竹(女)等又调来天津，从事美术院校的中国画教学。他们在传统的样式风格及题材类型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李鹤筹(1894-1972)，早年任湖社画会评议，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在津任教，多次组织北平画家来津联展，50年代初与齐白石、何香凝、陈半丁合作巨幅国画《和平颂》。李智超(1900-1978)，早年师从萧谦巾、齐白石，曾任教于京华美专、北平艺专、辅仁大学等院校。1947年，李智超执教于北平艺专时，与另外两教授一起罢教，抗议徐悲鸿的中国画教学路线，引起轩然大波。刘君礼(1906-1978)，早年毕业于北平艺专，画风多受萧谦中影响，又从张大千游，作画传统功力深厚，擅积墨法，画风苍茫深厚，作品《白洋淀》悬挂于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张其翼(1915-1968)，16岁加入湖社，1938年毕业于辅仁大学美术系，先后师承李剑伯、金拱北、汪慎生:擅工笔花鸟及小写意走兽，画猿猴尤精绝，惜“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年仅53岁。溥佐(1918-2001)为心畲堂弟，早年为松风画会成员，画格与溥俭、溥价等有近似处，所画花鸟，风尚精严而活脱，赋予传统院体以新的气象。萧朗(1917-2010)为王雪涛高足又得齐白石、王梦白教益，擅写意花鸟，将生命的激越奔放与笔墨的幽冲暇豫结合，表现了气机勃发而又充满内涵的品性。孙其峰(1920一)，幼从舅父王友石学画，20世纪40年代末毕业于北平艺专，师事徐悲鸿、李苦禅、汪慎生、吴镜汀、秦仲文诸先生。艺术视野广阔，传统与造化兼重，无门户之见，在组建系科、领导教学等方面皆有贡献，在教学及创作实践中极大地开发了笔墨语言的潜能，熔金石书画为一炉，并凭借其传统画学方面的深厚功底和理论建树确立了他在小写意花鸟画领域及其他画学领域的突出地位。他们都在介人时代、介人生活，发现和表达自然美的努力中完善了各自的样式，为振兴和活跃津门画坛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同时为培养一代新人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总之，天津的文化发展表现出很强的地方色彩。这与天津的地理条件、民情风俗、历史情况等各种因素有关。天津的城市规模居全国前列，然而文化艺术却有翅难展。在人们的印象中，绘画界一直缺少全国知名的大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天津离北京太近，也不在于人才的缺失，这主要与畸形的艺术市场、社会的文化状态以及地区的学术气氛有关。可以说天津始终没有形成稳定、成熟、繁荣的书画市场。录籍杭州、生在北京、寓居天津的晚清文人张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津门画人虽然不少，但卖画却不像南方人那样直截了当，往往变通其道，羞羞答答。“析津文运较昔日新，即翰墨生涯亦各擅其长，迩来书画家著名者众。北方风气，以收润资为不雅，而求教者踵相接，每苦酬应甚烦。问有不得不破格拟立仿帖，酌收润笔者，亦局面一变，各从所愿不掩其长之意云尔。”(《津门杂记·书画家》)教画胜于卖画的现象在天津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第二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地方绘画史的研究专著、专论极其匮乏书画收藏者虽多，研究者却甚少，尤其缺少从学术的角度对画家的成就、价值加以研究和认定。长期以来，造成许多宝贵的史料佚失，乃至作品失传。近人俞剑华编《中国美术家人名大辞典》收录书画家数万人，许多县以下方志中提到的地方工匠、民间艺人都被辑录在典，可谓搜罗精备，几近竭泽而渔，而津籍画家却寥若晨星，不但陆文郁、苏吉亨、张城这样的画家在典中查不到名字，就连刘奎龄那样有突出成就的画家也被付之阙如。有的画家虽词典载其名然而多是外籍流寓天津，在原籍保留了他们的资料。如青绿山水及人物画家彭旸、指头画家李石君，民国年间一直在津卖画为生，名见于《蜀画史》。赵松声(元涛)，原籍福州，在津卖画及课徒,“画名籍甚”，但其史料却见于《福建画人传》。李石君的指头画是偶然得到了洋人的欣赏才提高了身价。由于文献依据的缺乏，天津画史研究的诸多层面尚停留在学术前的状态，一些本来应该受到重视的画家，或越来越被人们所淡忘，或受到一些持偏见和浅学者的排斥，以非学术的方式动辄否弃。这都不利于绘画事业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这种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对天津地方画史的研究也被作为地方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受到政府的重视和关注。新的史料在不断地发掘，研究视野也在不断开拓。今后的思考深度与研究水准将对天津绘画以何种姿态走向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编辑 │ 冯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