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地区早期书画家（二）｜王振德
文｜王振德
王振德
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配合新中国的基本建设，陆续勘察到许多远古时代的遗址遗物，为研究史前艺术和文化提供了珍责资料。在天津的北郊刘家码头、宝坻县、宁河县都曾发现过新石器时代的一些磨制石器，如刃部呈三角形的石耜和石磨棒等。1977年秋在蓟县城东五里围坊村北的高岗上发现了围坊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挖掘到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进一步证实了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已经有人在这里生活和劳动了。围坊新石器时代遗存主要分布在遗址中南部，时期较早的在下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陶器呈红褐色或黄褐色。夹砂陶占绝大部分，泥制陶的数量很少，素面陶数量多些，器口外部饰索状附加堆纹的陶器较多。常见的纹饰还有弦纹、划纹、锥刺纹、指甲纹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一种压印“之”字形的弧线纹,这种纹饰多在粗砂陶罐上,具有两端尖细、中间宽厚、竖压重叠排列等特点，虽有一定规律,但又不很规则，专家们认为是用一种带弧度的条形工具，垂直于器口,横向连续移动压印而成的。陶器中以罐类器为主，有饰之字纹的粗陶罐，沿外饰附加堆纹的侈口罐，还有口部锐折成坡状的敛口钵，以及盆、壶等器物。时间较晚的在上层，大部分与下层相同，但不见压印之字形的弧线纹，同时泥制陶的比例有所增加，出现了细绳纹、鸡冠耳和数量较多的兰纹，并有陶豆、小口罐、高领罐等新器形，初步具备龙山文化的某些特点，时代比下层要晚许多。上述情况，同辽河流域的原始文化较为接近，宝坻县北里自沽发现的石耜也是辽河流域原始文化的典型遗物，这表明天津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中原地区和北方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此外围坊遗址燕南类型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遍布整个遗址，其中饰绳纹和数道旋纹的长腹罐、器身纤细修长的喇叭口形铜耳环是这一地区的首次发现。同时发现了铜刀、铜耳环等小件青铜器，说明当时的社会已进入青铜器时代，也为研究天津地区战国以前的历史状况提供了实物资料。自然，原始社会的陶器和商周时代的铜器不能称其为绘画，但陶器与铜器上装饰的各种几何形状物形纹样或图案却带有远古时代的绘画性质，值得我们予以注意和认真进行研讨。事实上,从实用器物上的纹样到岩画地画、壁画，对于原始社会直至奴隶社会的人们来说，当中并没有森严的界限和不可跨越的鸿沟，他们多是出于群体生活或特定心理的某种需求，在不同地点或不同器物上进行笔画刀刻而已，绝少深层的复杂的意识的控制(天津文管处《天津市北郊和宝坻县发现石器》，李经汉、梁宝玲《围坊遗址的重要发现》)。
由于当时黄河在天津地区入海，大河里挟带的泥沙渐次垫高了这一地区沿海的路面，到战国时期天津平原已成为一片良田沃野，各种农商经济逐步得以开发。诸侯列国的攻战纷争和相互兼并，造成了天津地区海河以北属于燕国，海河以南属于齐国的格局。东郊张贵庄发现三十余座战国墓，出土了许多东周时的陶器。南郊巨葛庄的战国墓也出土了一些陶豆、盆等和锄、等铁制工具。北郊北仓战国遗址发现许多釜、罐、陶器和锄、凿等铁制工具。此外，在宁河县田庄坨小杨庄、西塘坨、大海北、张庄、桐城等地,均发掘到战国遗迹,其中有古城池遗址、墓葬群、军器、陶器、刀币及文字或图画瓦当等。值得重视的是武清县上村的战国泉州故城遗址，在其豪华建筑的聚落废墟上，不仅地面暴露有较多的绳纹筒瓦、板瓦、瓦当的残片，而且在西城墙上采集到两个具有艺术价值的兽面纹半瓦当。一个是虎纹半瓦当，直径十六厘米高八厘米，残长二十六厘米，上面镌刻着一只俯身翘尾、引首吼叫的猛虎，造型生动逼真而略有夸张之处，虎身适度留白,越发显得斑斓雄强。做工娴熟，古拙中寓有灵秀机巧之气:另一个双龙纹半瓦当，直径十八厘米，高九厘米，残长十五厘米，上面镌刻着两只迎面对首，张口扬爪、相互戏的游龙，形象古朴，似兽非兽，似马非马，生动而有气势，与湖南长沙发现的楚墓帛画《龙凤人物图》和《驭龙图》中的飞龙形象判然有别，是战国时期北方画龙的典范，在龙图腾与龙的艺术形象演变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此外，南郊大任庄也出土了一块虎纹半瓦当，直径十六点五厘米，高八厘米，残长五厘米，与泉州故城遗址采集到的虎纹半瓦当大同小异这便印证了此地特有的虎纹图样的流行性、代表性和广泛性。总之，龙虎瓦当的发现丰富和充实了天津地区战国时期的美术资料和绘画、雕刻及工艺方面的内容，它以龙腾虎跃之势为天津地区的文化艺术增添了动人的神韵和不朽的乐章。
从史志的记载看，周武王封黄帝、帝尧之后裔于蓟，封召公于燕。后来，燕日益强盛，遂并蓟(据《蓟县志》)、宁河、宝坻等地区,《周礼职方》则称“幽”。从出土的文物考察，天津北郊直至蓟县出土的铁器、陶器多具燕国特征，并发现燕国使用的明刀币。在静海及天津南郊所发掘到的陶器则费有齐国特征。如静海出土一方齐国仓原使用过的戳记。证明战国时代，天津北部是燕国的领地，天津南郊一带则是齐国的国土。由此可知，战国时齐和燕的画师们都有机会在天津地区活动。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政治、经济激烈变革的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生产的发展，出现了专门为宫室作画的画工。刘向《说苑》记载:齐王建起了一座九重高台，召画工敬君为楼台作画。敬君长久离家，非常思念家中的妻子，便将妻子的容貌形象画了出来，挂在住室里以慰相思。谁料想此事被齐王知晓，一见敬君妻子十分美貌遂生邪念，给敬君一些钱，硬将其妻抢纳官室。这段故事说明齐国统治者的蛮横无耻，也反映了当时画工的悲惨处境。此则记载说明齐国这时出现了专门从事绘事的画工，其肖像画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在绘画开始走向社会现实生活描绘现实人物之后，也产生了主张绘画反映现实的理论。据《韩非子·外储说》记载:有位画客到齐国宫殿中作画，齐问他 :“画什么最难?”画客回答 :“犬马最难。”齐王又问:“画什么最容易?”画客又回答:“画鬼魅最容易。因为犬马早晚看得见，人人都知道，稍有一点画不像，别人即能看清楚其他任何东西也难以替代。而鬼魅本来就没有什么固定形状:谁也没看见过，怎么画都行，所以鬼魅最容易画。”在这个故事里，韩非子大胆否定了殷商以来重鬼神而轻视现实的传统观念，积极引导画工画客们将彩笔从描绘虚幻世界的神鬼转向人间世界的现实，明确提出了绘画题材和表现对象的难易优劣问题，说明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已经重视并探讨绘画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了。
编辑 │ 冯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