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地区早期书画家(一)|王振德

2024-09-22

文|王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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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德


黄河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一位重要始祖。相传由黄帝率领下的部族奠定了黄河流城古老的民族文明的基石。大量史料证明,天津地区当年正是黄帝部族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根据地质资料分析,考古学者们已经确认,历史上黄河至少有三次经由天津地区入海:第一次在商周时期(约公元前十七世纪至前八世纪),在今天津市北郊,有一条向东延伸到汉沽的狭长洼地,便是黄河此次由天津入海遗迹;第二次在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5年),黄河入海处在天津东南的章武县附近;第三次在宋金时期(9601232年),黄河入海处在今天津泥沽。在商周以前,黄河由天津地区入海的时期更为久远。这就充分证明,天津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一个重要发祥地。

在《史记·五帝本纪》《庄子》《抱朴子》《路史·疏仡记·帝》等有关黄帝的记载中,都提到黄帝当年亲赴津门蓟县岭峒山拜广成子为师一事。据有关史书的说法,黄帝是少典之子姓公孙氏。名日轩辕,生于寿丘(今山东曲阜东北)。从寿丘到蓟县,路途并不算远。初唐诗人陈子昂对此深信不疑。其《蓟丘览古》诗云:“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应龙已不见,牧马空尘埃。尚思广成子,遗迹白云隈。”清朱彝尊也认为黄帝到蓟县求师较为可信,他说:“岷州、原州、肃州、汝州、蓟州、赣州皆有空同山。《史黄帝本纪》,西至于空桐,登鸡头世以为陇右之山,无致疑者,疑轩皇问道当于此地。然稽之《尔雅》: 北戴斗极为空桐。”《庄子》云:“空桐当斗之山。则空桐宜在北矣。当时帝邑于涿鹿之阿,去蓟甚迩,故不难复要之。并认为“蓟之空桐,未可定其非黄帝问道之所也”。由此观之,黄帝部落曾活跃于天津地区。这与历代史学家认为黄帝部落最早居住在陕西,后定居于河北涿鹿附近的说法相接近事实也是如此,早在五六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生活劳动和征战于河北津蓟这一片土地上。从围坊遗址和张家园遗址发掘出来的石刀、石斧、石镞、陶钵、陶罐和房址来看,当时的经济生活是以农业和狩猎为基本内容的原始氏族公社生活,而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正是这一时期的带有神话浪漫色彩的形象写照。《蓟州志》《畿辅通志》《日下旧闻考》《天府广记》等书籍均明确记述了黄帝在战胜蚩尤之后,便设邑于涿鹿之阿,曾先后两次赴蓟县崆峒山向广成子拜师问道的故事。可见,黄帝与天津的不解之缘是真真切切著录于典册之中的。黄帝也属一度寄居天津地区的人物。

史传黄帝是位伟大的全知全能的部落首领,《世本》记载“黄帝作旃冕”。《拾遗记》记载“轩辕始造书契,服冕垂衣。故有衰龙之颂”。《古史考》记载“黄帝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黄帝作瓦甑”。《新语》记载“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鸟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官室,上栋下字。以避风雨”。《白虎通》记载“黄帝作官室,以避寒暑,此宫室之始也”。《拾遗记》记载“轩辕变乘桴以作舟楫”。《汉书》记载“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者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古史考》记载“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古今注》记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禽蚩尤,而即帝位,故后常建焉”《黄帝内传》记载“黄帝升为天子,地献草木,述耕种之利,因之以广耕种”。“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维之功”《拾遗记》记载“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黄帝伐蚩尤,陈兵于此,掘深百尺,犹未及泉,惟见火光如星,地中多丹,炼石为铜,铜色青而利”。《路史·疏仡纪》说黄帝“五置而有市,市有馆,以娭朝聘之需”。并说黄帝“立货币以制国用”。《书势》记载“黄帝之史沮诵、仓颉,眠彼鸟迹,始作书契,纪纲万事,垂法立则”。《吕氏春秋》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易是类谋》记载“圣人兴起,不知姓名,当吹律听声以别其姓。黄帝吹律以定姓是也”。《管子》记载“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令其五钟:一日青钟大音,二日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昧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常。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古今注》记载“短箫、铙歌,军乐也,黄帝使岐伯所作也,所以建武扬德、风劝战士也”。《帝王世纪》记载“黄帝命雷公、岐伯论经脉旁通,问难八十为难经,教制九针,著内外术经十八卷”。《通鉴外纪》说从黄帝时起才“嫁娶相媒”。《拾遗记》说“轩辕考定历,以吹玉律正璇衡”。《春秋内事》说“黄帝师于风后,风后善于伏羲之道,故推演阴阳之事”。《古今注》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黄帝内经》认为“镜始于轩辕矣”。此外,汉书·艺文志》还记载了黄帝的多种著述。笔者无能考证上述典籍记载的真伪,但黄帝是远古文化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奠基者,则定而无疑。进里着重说明黄帝也是传说中的画家,据《轩辕本纪》:“帝春恒山于海滨,得白泽神兽能言,通于万物之情,因间天下鬼神之事,令写为图,作视邪之文以视之。”又如《春秋合诚图》.“黄帝游于玄扈、洛水上,与大司马容光等临观,凤凰衔图置帝前,帝再拜受图”。这些传说神话令人神往,无须去做实证性的考据,但可以想见,古老的黄帝时代大约处处充盈着鬼神画图,时时昭示着图腾崇拜。王充《论衡》说“黄帝门户画神茶、郁磊与虎”,这便是关于中国民俗门画兴起的最早记载。《云笈七签》说“黄帝有臣史皇始造画”,即黄帝特地设有专人负责绘画。同时黄帝本人也直接参与绘画活动,他“乃造山躬写形象以为五岳真形之图(据《云笈七签》)”,并将绘画用于战事。如《龙鱼河图》记述:“黄帝时,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砂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不仁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义,不能禁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虽然黄帝画蚩尤,画五岳真形图,均远古传说,但后人对这位民族始祖的崇敬之情却是不待言喻的。当然,这种对黄帝的神化是远古颇为流行的英雄史观的表现。此类将各种辉煌业绩简单的归功为一位天才人物的卓越活动,正是人类童年时代神话传说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人们还不可能知道任何天才人物只不过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杰出代表和广大民众集体才智的集大成者,其思维因受到低级生产力的束缚尚未逃脱个别的具体形象的制约,远没有达到对事物一般规律的高层次的理性把握,故只能产生许多幼稚可笑却又富于艺术魅力的美妙想象,这便是远古神话和英雄传说时代留给我们诱人的同时又是不可重复的忆念,诸如女娲氏造人补天、盘古氏开天辟地、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始画八卦、神农氏种谷为食以及黄帝的全知全能等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也许只有这些流传百世的神话传说中的“荒唐”、“无稽”之言,倒能真实无误地反映原始人们的思维状况,并能促使我们去推想远古人们那蛮荒混沌的群体生活和巫术图腾活动的依稀面目。尽管天津建卫较晚,但天津地区文化是黄河文化和黄帝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则是确定不移的,它与中原文化密不可分,源远流长,万古常新。正如于右任先生在《黄帝功德记》中所说:“黄帝公孙轩辕氏,实吾中华民族之元祖。吾中华民族有此生息昌大之疆土,有此博大悠久之文化,有此四千余年震烁世界之历史翳维黄帝,为国族之神。于史,黄帝既战胜蚩尤,东至于海西登昆仑,南及交趾,北出幽陵,而开拓中华民族已有之疆土。其子孙之蔓延于各地也,如汉族固为其苗裔,而西藏族之羌、回族之安息,苗黎族之禺号,蒙古族之匈奴,东胡族之鲜卑金人之祖且为黄帝之子孙,满清则金人之后也,是皆近世治史者所能考信。是中华民族之全体,均皆黄帝之子孙也。”黄帝黄河、天津,血肉一体,鸣奏起自远古到当今的津沽文化艺术的悠悠乐章。




编辑 │ 冯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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