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画派”概说（四）｜何延喆
“京津画派”概说（四）
文｜何延喆
二、20 世纪上半叶的天津绘画
清末以来，天津成为工商大埠，也是最早开放的城市，与上海广州共为沿海三大重镇和历史文化名城。自1860年开埠以来，在文化格局上形成南北兼容、五方杂处、中西交汇、俗雅荟萃的文化景观，色彩斑斓而又闪烁不定。
(一)
刘奎龄
天津绘画的发展虽然历史久远，但画史上向来没有过“天津画派”的称谓。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有人就天津画派的有关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一种看法认为，就风格派别而言，天津似乎还缺少独立性，只能算作“京派”一个分支，应挂在“京派”的名下，称“京津画派”。还有一种主张认为，“刘奎龄画派”是一个代表天津的画派，与“上海画派”“岭南画派”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美术的新潮流①。笔者认为，近代天津画坛，从师承渊源、画家构成等方面来看，除了存在许多个案化的现象之外，主要有四种趋向:其一是本土文化传统的延续，其二是海派艺术的影响，其三是具有租界文化特征的中西合璧，其四是“京派”艺术的异地传播。但是无论哪种类型，都没有形成十分强大的阵容和确立其主流的风格和地位。天津绘画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发展，然而却缺少阶段性史实的特异光彩。早期画人多不见于正史，只在方志、诗稿及裨史中略有述及，如《天津县志》《津门诗钞》《津门征献录》等文献中记载了一些画家及相关的活动和简单的评价。进人17世纪以后，天津的绘画渐成规模，一些江南画家游学津门，如武进朱岷、姑苏徐云等，其后又有本地的画家郭崑(良璧)、金玉冈(西昆)、沈(师桥)等人相继崛起画坛。他们多继承元明两代文人画的传统，有的画家(如金玉冈)本人就是诗、书、画的全才。然而从清初到19世纪，天津一直没有形成像南方的某些城市那样的书画市场，画家往往不能靠鬻画的收入来稳定自己的经济收入，像扬州的某些画家那样“纸高六尺价三千”的润利在天津这个地方是无法梦见的，画家宁可受人接济，却耻言卖画，有的人只能周旋酬应于达官贵人之间。如活跃于乾隆年间的沈铨，便曾从八旗贵胄弘旿游而为其赏识。嘉庆年间的陈靖(青立)为“娄东派”支，后远离家乡，长期游幕于湖北兴国知州罗克昭府，并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秋帆)的赏识。这说明天津对画家还缺少足够的凝聚力。所以，一直没有形成扬州、上海那样的繁盛局面。
有关天津画家的资料，零星片断，欲一一理出头绪颇为不易其中也不乏奇人奇事，鸿爪雪泥、火花乍现，抑或大红大紫者亦复不少。但根据仅有的史料，很难把握各个环节间的必然联系。从他们的人生经历、遭遇和个体行为中，反映出艺术规律的曲折错综甚至有违背常规逻辑的个体经验，明显反映出天津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兹列举几个典型实例如下。
天津难得有在画学论著方面有建树的人物，然而在清末却突然冒出一个华琳，他的一部《南宗抉秘》，立论鲜明，自倡一说，有很高的理论建树。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称之为论述精，“皆甘苦有得之谈，盖不肯勋袭旧说者也”。俞剑华《中国绘画史》评为“议论透辟，体验精密，尤以论用笔用墨为多而且精”。在传统绘画理论发展上有重要位置。他一生作画甚多，但不卖画，自觉自己的艺术实践与理论建树有距离而羞于作品传世，生前将所有画作尽数销毁，使得世人无法见到他的绘画作品。
嘉庆时期的天津画家张学广(梦皋)，画史上名声不著，但此人对海派名家吴昌硕却影响甚深，吴昌硕在画迹题识及书信中多次提到此人，但天津的画界、学术界对其人却一向所知甚少。
弘一法师李叔同(1880-1942)，早年生活在天津，擅长绘画书法、金石、诗文、戏剧、音乐。1905年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西画，是我国最早的留日学美术者。1910年回国后任天津工业专门学校美术教员，后又南下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从事艺术教育。丰子恺、刘质平等为其得意门生。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他是在离开天津后成为大名家，并没有在天津文艺界树起一面大旗来。
李明智(?-1933)，字石君，四川雅安人，寓天津。将传说的指头画法注人一些西法，墨韵沉酣而淋漓，能脱尽指痕，颇有新意。山水层叠萦纡，极富水墨意态，乍看有黑白摄影效果。1927年，美国巨商欧文和罗卜尔二人来津搜求中国名画，见到李石君的作品非常喜爱，以每幅美元200元购去多轴，临走时还预定了山水、花鸟若干幅，一时令许多画界人士艳羡。他的画的确风貌独特，出手不凡，有创造性，然而非但没有引起重视，甚而被一些人视为旁门左道。
张城(1868-1922)，字寿甫、受绂，笔名瘦虎，原籍江苏武进，家天津。能文擅诗，自学绘画，精于工笔仕女人物，风尚略近仇、唐。1907年为天津《醒俗画报》绘图，画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时事风俗画。因当时一幅画《升官图》涉及清廷政治丑闻，揭露了慈禧太后的宠臣载振，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应。1915年其作品入选在美国举办的巴拿马通航开幕式万国博览会，获得古铜奖牌。一生作画很多，还为天津文美斋作笺谱行世，但身后却一直被冷落。
苏吉亨(1902-1951)，字昌泰，是陈师曾的学生，擅山水，花卉及佛像，不但画艺老到，而且很有社会活动能力，20世纪30年代初发起组织“绿菜画会”。那时他是河北女师的美术教员，会址就设在离女师不远的河北粮店街北口。绿菜画会在当时天津画界很有影响力，本市及外地会员达数十位，并出版了《绿蕖美术会画集》和《绿蕖画刊》。著名画家赵松声、孟乃立都是画会中坚，大有与湖社抗衡之势。七七事变后，苏吉享突然不知去向了，抗战胜利后苏从重庆返津，摇身一变成了接收大员，先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书记，后又兼任中华全国美术会天津分会负责人，天津文化界无不讶然。1951年肃反运动时，苏被镇压于距河北女师不远的小王庄刑场。
李昆璞
李昆璞(1909-1974)，天津宁河县人，擅画花鸟，曾师从刘子久。早年作品多不为人赏，求售无门，常常为镜子铺画镜心，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光明的前景。然而他甚为勤奋，悉心钻研陈白阳及陈老莲。至20世纪40年代末，竟风采骤变，画艺大进，前后判若两人，令画界同仁刮目相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花鸟画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李苦禅、王雪涛都对其有较高的评价。可惜才不得展，“文革”后期在贫病中故去。
刘继卣
刘奎龄的儿子刘继卣，才华横溢，自幼从父学走兽花鸟、人物20世纪30年代在市立美术馆从刘子久学山水，从刘风虎学素描、水彩，画人物、走兽造诣极深，1947年在天津永安饭店举办个人画获得成功，一时董声津门。然而令人无奈的是，他仍然在一家米面铺做着伙计，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其身怀绝技却不能将其作为主要的谋生手段。这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悲哀，也与天津的特殊文化环境有关。
可见，对天津画坛的诸多现象都需要做具体的分析，对许多个案都要做深人的研究，才能就天津的绘画发展勾画出一个清晰的轮廓来。
① 黄可《清末上海书画家的结社活动》(见《近百年中国画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
编辑 │ 冯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