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画派”概说（三）｜何延喆
“京津画派”概说（三）
文｜何延喆
(四)
徐悲鸿
20世纪40年代，水墨写实成为一大潮流，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绘画的思维形态。早在世纪初，用西洋绘画改造中国画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陈独秀主张“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美术革命--答昌来信》)。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借鉴西方学院素描、用以改造传统人物画造型手段的“融合派”，经过与“传统派”的长期论争之后，终于站稳了脚根，并有力地推动了时风的变革。这股力量主要来自美术院校。曾在中大任教的蒋兆和(1904-1986)，1935年来到北京，先后在京华美专、北平艺专任教。他将传统山水画的皴擦法、人物画的勾勒法及素描的明暗法、结构法融于一炉，大大提高了水墨画反映现实的能力。1942年，徐悲鸿在重庆时便认为，他所倡导的写实主义已成效显著，并断言“此风格再延长二十年，则新艺术基础乃固”(《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实际的发展趋势比预期的迅猛得多。20世纪40年代末，写实主义的主流地位已经确立。1949年10月在北京开幕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艺术展览会”，使广大中国画家意识到了自身所面临的危机、考验和挑战。在这个展览会上有几个现象备受关注:一是“中国画”这一画种概念不见了，而以“水墨画”代之;二是人物画占绝大比重，而且都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人物，主要画家都集中在北京;三是有许多过去从事西洋画的画家“反串”到水墨的行列中来，他们都有着比较扎实的写实功底。1950年又出版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艺术展览会美术作品选集》，推出的作品有董希文的《北平解放》，宗其香的《修复永定河铁路》,姜燕的《翻身游行图》，徐悲鸿的《在世界和平大会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李斛的《侦察》，黄均的《庆五一》等。种种迹象表明，创作思想上的现实主义和创作方法上的写实主义已成为当时艺术创作上不容置疑的道路，否则必然被时代所抛弃。各个美术院校不但立足于培养水墨写实的画家，也担负着改造所谓旧中国画的重任。
蒋兆和
对于水墨写实的探索，中央美术学院一路领先，宗其香与李斛都是徐悲鸿的得意门生，他们都是由西画转向国画，实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代表，对于从水墨的角度探索中西融合有着突出贡献。徐悲鸿认为，“以中国纸墨用西法写生，自中大艺术系迁蜀后始创之，李斛仁弟为其最成功者”。在他们的启领下，出现了一大批以中国纸墨用西法写生的画家。
李可染
李可染(1907-1989)将西洋明暗法引入水墨山水画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并在上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少年时入上海美专，青年时入杭州艺专从法国画家克罗多学油画。20世纪40年代初专注于中国画的创作与研究，受到徐悲鸿的器重，1946年应邀执北平艺专教席。1950年北平艺专改建为中央美术学院，在该院继续任教并成为骨干教师的李可染在《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发表《谈中国画的改造》一文，认为每个画家都应从自身加以检讨，才能追索传统中国画的“没落”根源，“再根据时代的要求，找出改造中国画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直接与大自然对话。在长期的写生实践中他将光影明暗与笔墨气韵巧妙地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山水样式，成为一代大家。
对于多年从事传统绘画创作的画家来说，客观现实也把他们推到了必须做出选择的地步。他们要尽快地跟上时代的步伐，中国画必须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而那时对现代的认识，较多地关注社会性、政治性的因素。老一辈画家的思维方式面临着一次痛苦的转变，他们的艺术生命力也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利用掌握的传统方法来找寻面对现实的表达方式，这是他们必须考虑的问题一批画家经过生活锻炼之后以古法展新姿，如胡佩衡、溥松窗、秦仲文、吴镜汀、徐北汀、关松房、陶一清、周元亮、周怀民、惠孝同、关和璋、董寿平、白雪石等都走上了变革的新途，艺术创作获得了新生。他们凭借浓厚的传统功力，转而以真山真水为师，形成了一个新的北派山水画群体。
总之，20世纪上半叶，北京绘画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广阔的社会空间。尽管传统是其主流，但京画的总体面貌却大异于前人，也迥异于同代的其他地区。不仅民族文化精髓未泯，其艺术生命力也经受得起时代的洗礼和考验。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和审视这段历史，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质疑曾长期深入人心的评判。20世纪40年代末，新旧国画之争几近于白热化的程度，并逐渐形成一边倒的局面，传统型几乎到了不能被容忍的地步。1950年，徐悲鸿先生在《四十年来北京绘画略述》一文中写道:“北京确为五四运动新文化之发源地，然而在美术上为最封建、最顽固之堡垒，四十年来严格言之，颇少足述者，因其于新艺术开展，殊少关系也。”由此看来，除了齐白石等少数“足述者”之外，北京画坛基本上被全盘否定，但是通过反思我们不难看到，北京的画家决不都是在封建堡垒中顽固挣扎的守旧派，他们在艺术上不仅创作出了有目共睹的业绩也体现了独立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价值;他们对传统有许多新的理解并能将有益的成分食而化之。许多画家学习诗文，扩充学识，努力著述，在继承上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并积累了新的经验。特别是在思考“传统派”在后来的发展、影响以及考察“融合派”的得失时，我们不得不敬仰北京画家们弘扬中华文明的执着精神，对其历史功绩我们应予充分肯定，对他们的成果我们也应予以足够的珍视回想他们在一定历史时期所受到的严厉批判和不公正的历史定位在令我们感到遗憾的同时，也为我们反思这段历史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编辑 │ 冯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