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中国画述要（二）｜王振德
三
探讨中国文史书画的朋友或许赞同笔者这样一种感受:研究秦汉须首重陕西，因为陕西有西安、咸阳;研究唐宋须首重河南，因为河南有开封、洛阳;研究元明清须首重北京，因为北京有故宫、皇陵;研究近现代须首重天津，因为天津在近现代历史转折点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清政府1860年败于英法联军，被迫将天津辟为通商口岸。随之，各国列强首先在天津强占租界，在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西方文化争先大量涌入天津。而后便是以天津为基地的长达二十年的军阀混战，袁世凯及其追随者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曹锟、张勋之流相继在天津起家，进而赴京夺取总统、总理等军政大权。许多没落王公权贵和投机政客幕僚纷纷隐遁天津。严范孙发起的国学社，集中了励志捍卫中华文化之士，也促使了徐世昌等下野官僚寄情国学国画的志趣，从而为沽上书画繁荣培垫出丰厚土壤。与此同时，大批爱国爱民的志士仁人在天津发展教育、唤醒民众、振兴实业、引进科技、传播革命或进步的思潮。二十世纪一百年间，天津集中了太多的风云故事，荟萃了太多的时代英豪。最先感受到列强凌辱的天津志士，率先向西方寻找救亡途径。李大钊从天津法政学校起步,开始了马列研究。严复在天津《国闻报》发表《天演论》,让国人认识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公理”，带来了对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
李叔同
在文艺上，天津李叔同于1905年率先东渡日本留学，被日本《国民新闻》视为“有志于西洋画的第一位中国人”。1911 年学成返国，在天津高等工业学堂首开图案课。同年在直隶模范工业学堂任国画教师。1912年后赴浙江、南京等地任教。李叔同最早引进了西方绘画、音乐、话剧、美术教育、音乐教育、广告设计、画报编辑等文艺品类，为二十世纪中西文化的交融拉开了时代序幕。关于绘画,《中国民初画家》一书记载吕凤子对李叔同的评价:“严格的说起来，中国传统绘画改良运动的首倡者，应推李叔同为第一人。根据现有的许多资料看，李先生应是民国以来第一位正式把西洋绘画思想引介于我国，进而启发了我国传统绘画需要改良的思潮，而后的刘海粟、徐悲鸿等在实质上都是接受了李先生的影响，进而为中国传统绘画改良运动的推行者。”李叔同十六岁画的国画扇面已十分精彩。初到日本所作《山茶花》，虽用了西方色彩，实为道地的中国画。他主编的《太平洋画报》,采用中国画传统的立轴和册页方式，融中外艺术于一体。常以传统花鸟画作装饰，如孤芳《忆弘一法师》所说:“花鸟亦如他的书法，雄健道劲，寥寥数笔，别有风致。”出家为僧后，“以作书之笔写佛”，描绘佛像“笔力遒劲，傅色沉着，所作绝妙”(姜丹书《追忆大师》)。他与丰子恺合作《护生画集》，诗画合璧，图文并茂，为世所称。正唯如此，他才培养出诸如潘天寿、丰子恺、吴梦非、姜丹书等国画大家。
作为涌进西方文化最早的港口，天津在清末民初已经出现了自觉融入西洋技法的国画家。嘉庆道光年间的李绂麟(字桐圃，号老桐)，山水、人物、花鸟兼擅，尤喜用西洋红画牡丹花，当年周楚良《津门竹枝词》赞曰:“花卉端推李老桐，牡丹艳艳用洋红。”其弟子孟毓梓继承而有所发扬。张兆祥早年师从孟毓梓，常到天津城西黄振德、城北王益孙的寓所，面对荷池芍圃，以丈二大纸为花写照，将恽南田没骨写生与西洋采光造型融为一体。他还借助照相技术,运用西洋取景方法，创造新颖的构图。赋色秀润清妍，精妙超凡，被奉为天津近现代花卉画宗师，开创了中西融合的一代新潮画风，奠定了“津派国画”的基石。他为天津文美斋南纸局绘制《百花笺谱》，精巧婉丽,是民初学习花卉画的范本，风行全国，北京清秘阁、上海九华堂、长春古籍书店等处多有出版。张兆祥与同门师兄弟马家桐、王铸九、徐子明合称“津门四子”，实则“津派国画”的最初班底与核心。张兆祥弟子众多，较有成就者有黄葆谦、沙用章、陈彝、李文沼、刘克宽、李士贤、石承濂、董骥良、陆文郁等人。
清末民初，随着天津工商业和海陆交通的发达与都市规模的扩大，天津画坛受商品化的冲击而日趋活跃。南方书画家如钱慧安、黄山寿、吴谷祥、彭暘、姜颖生、司马钟、徐葆如等人纷纷进津鬻画，促进了天津画坛的活跃。特别是钱慧安等人直接参与天津杨柳青年画的创作，提高了民间民俗绘画的质量，也提高了民间画工的创作素质与技艺水平。如杨柳青年画的画师高桐轩(1835-1906年)、“泥人张”创始者张长林(1826-1906年)均是中国画名家。因此，从张兆祥、马家桐、刘小亭、张瘦虎等第一代津派画家，到李叔同、刘奎龄、陆文郁、陈少梅、刘子久等第二代津派画家，再到王颂余、孙克纲、穆仲芹、梁崎、赵松涛等第三代津派画家，薪火相传，画风、文脉相通，不仅是中国画优秀传统与西画某些观念或技法的和谐融汇，不仅是传统的文人雅趣与商业都市市民审美时尚的和谐结合，也是充分吸纳各地来津画家的优长乃至本土民间民俗绘画的营养。他们的人品和画艺对津沽近百年画坛起了主导和引领作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津派国画”又增添了“津京画系”的成分。出现“津京画系”的特殊因素，缘于京津两地权贵人物对书画的嗜好与参与。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与溥儒、溥侗、溥修等皇族后裔，及徐世昌、曹锟、黎元洪、吴佩孚等北洋军阀失势后纷纷退隐到天津租界，他们时常邀请北京画家到天津作画，使津京画家有了频繁接触的机缘。徐世昌于1918年自津赴京出任民国第六届总统，他以“文治总统”自我标榜，在中南海创设“晚晴簃诗社”。后以日本退还庚子赔款的部分钱财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东侧创建“中国画学研究会”，自任名誉会长，大理院推事金北楼任会长，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任副会长，集中一批传统派画家，多次在北京、天津、上海及日本办展。1922年徐世昌下台后遁迹天津租界，直至1939 年辞世的十七年间，均致力于诗文书画之事。其身边文人墨客如樊樊山、周肇祥、叶恭绰、赵元礼、刘春霖、傅增湘等人穿梭于京津两地。1926年金北楼逝世，其弟子陈缘督、惠孝同等人毅然摆脱徐世昌、周肇祥控制，推举金北楼长子金潜庵为总干事，在东四钱粮胡同成立“湖社画会”。画坛名流齐白石、汤定之、祁昆、陈少梅、刘子久、胡佩衡、王雪涛、秦仲文、李鹤筹等相继入会。其中刘子久本来就是天津人。三十年代初，刘子久、陈少梅、方药雨等湖社画会成员移居天津，他们设馆授徒、举办展览讲学活动，成为“津京画系”的先驱人物。四十年代后，刘子久弟子王颂余、孙克纲、严六符等人，陈少梅弟子刘继卣、黄士俊、王卓如、刘维良等人跻身画坛，“津京画系”越发本固枝繁。北京画家因生活所迫，到天津安身立命者不乏其人，如北平艺专教授王梦白，黄宾虹弟子段无染，陈师曾儿子陈封雄及弟子苏吉亨，齐白石弟子靳石庵、吴瑞臻,张大千弟子刘君礼、慕凌飞，黄君璧弟子黄耘石，王森然弟子刘止庸等人均落籍天津，而为“津京画系”增添活力。天津画家加入湖社画会如梁崎、赵佩瑶、魏树君、任清吉、黄士俊等人，更维系了津京两地画派的血缘关系。另有天津画家赴北京落户者如王森然、徐宗浩、许麟庐、王叔晖、刘继卣、周思聪等人，也同样促使京津两地画家声息相通。1949年后，由于天津美术事业发展的需要，北京画家李鹤筹、李智超、张其翼、段履青、陆志清、孙其峰、王学仲、溥佐、萧朗、张德育等人纷纷落籍天津，壮大了“津京画系”的阵容，溥心畲、溥雪斋、溥松窗、吴镜汀、吴光宇、刘凌沧、秦仲文、陈缘督、惠孝同、李可染、叶浅予、黄胄、启功等北京画家多次莅津办展讲学，说明京津两地在艺术氛围与地域方便等特殊条件方面，也是形成“津京画系”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文艺路线指引与感召下，天津中国画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刘子久(1891-1975年)自觉破除传统山水画不能反映现实生活和为人民革命事业服务的迂腐观念，带头走出画室，率先创作出一系列富有时代特征的山水画，被誉为新中国新时代山水画的开路先锋。代表作品有《支援前线》、《给军属拜年》、《长城放牧》《为祖国寻找宝藏》《冒雨铺轨》等。陈少梅(1909-1954年)极积尝试以传统技法表现现代人物,所作《现代人物》、《江南春》《浴牛图》等,均有新鲜的时代气息。张其翼(1915-1968年)是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的骨干画家。1956年调入天津后，在实地写生基础上，将古今花鸟画精妙凝萃于笔端，在现当代花鸟画坛独树一帜。他与齐白石、王雪涛等人合作的《和平颂》享誉世界。他为建国十五周年创制的《松绶朝阳图》举世称赞。张德育1958年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调入天津工作，他的现代人物画运用勾染、泼墨、淡彩等多种技法，充分吸纳西画造型、构图的优长，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形成了单纯、明快、鲜艳而又丰满敦实的艺术风格，赢得专家和观众广泛盛誉。代表作有《岭南风》、《铁堤》和《苦菜花》、《迎春花》《太阳从东方升起》、《红色少年夺粮记》、《红旗颂》、《山鸣谷应》《叶秋红》等文学作品的彩墨插图画。
八十年代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天津中国画界呈现出二十世纪中最为活跃、最出成果、最出人才的可喜局势。专业国画家队伍扩至二百余人，参加本市和国家级大型展览的国画创作达四千余件。其中获市级奖项的创作六十余件，获国家级奖项的创作达四十余件，获世界性或外国举办水墨画展奖项的作品达十余件。由国家正式出版中国画创作专集达百余部。业余挥写中国画者数以万计，为天津中国画蓬勃发展和深入普及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许多成功之作，不仅具有时代特色、审美特色，而且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以往将创作仅作为宣传教育之用的狭隘观念，被追求国画自身发展规律的努力所突破，使新时期国画创作有了更深厚的中华文明根基和更广泛的世界艺术舞台。中国画作为开拓性应变性极强的古老画种，在伟大中国和伟大中华文明的根基上，开始新的腾飞。孙其峰、霍春阳合画《山花烂漫》传达新时期水流花放的盎然春意，此画在中国画赴法国举办首届展出时，与柯罗风景画并列印入海报。孙克纲自五十年代赴秦岭写生，一直以对真山实水的体悟破除传统程式，至八十年代创立“先泼后勾”的新法式,所作《秦岭烟云》《黄山松涛》《峨眉雨后》、《青城幽境》、《李白诗意》,均笔墨豪放，气势磅礴、水墨淋漓，令人耳目一新。王颂余六十年代创作《向阳门第》后一举名世，而后登泰山、攀王屋、走太行、涉黄河，创作《燕山图》、《龙跃王屋》《松帆》《稻香千里南泥湾》等一批杰作,形成了重拙、博大、沉雄的艺术特色。赵松涛遍学诸家之长,不拘门户之见，其山水画综合南宗北派，又能到名山胜水写生，形成了笔墨灵巧、布局别致、格调清新的绘画风貌，代表作有《兴隆公路》《伐木建设》、《太湖之春》、《普照万方》等。王学仲师承徐悲鸿,追求水墨画的文人气、新奇感与独创性。代表作有《怀思》、《荷风四面开白莲》、《桂香城》、《塞湖饮马》等。萧朗师承王雪涛，受到齐白石、王梦白、陈半丁等人影响。擅画写意花鸟画，尤精雄鸡草虫。其作品注重情趣，艺术语言简括朴实，绘画风格秀润、清妍。代表作有《秋歌》、《虫趣》、《寂寞秋江》《阿肥》、《悄悄话》等。爱新觉罗·溥佐是清宣统皇帝的堂弟,当代爱新觉罗画派代表性名家。早年随松风画会活动，与溥心畲在天津合办画展。建国后，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邓颖超、李瑞环等人接见。代表作有《松荫三骏》、《八骏图》等。梁崎早年为湖社画会成员，诗文书画兼擅，擅长淋漓痛快的大写意画法。代表作品有《苍鹰远瞩》、《野塘栖鸭》、《竹兰双清》、《夜月僧归》等。穆仲芹苦学力成，从天津画风起步，融汇岭南画法，将周之冕、恽南田的传统画法与西画明暗光感结为一体，开创穆派水色兼融、虚松灵俏的画格。代表作有《孔雀牡丹》、《五彩荷花》、《向日葵》、《柳荫水禽》等。吴云心幼承家学，学识渊博，取法黄公望、倪云林而别有创意，其山水画清逸秀润。代表作有《江山秀朗》、《云洞图》等。刘止庸毕业于北平艺专，从五十年代开始“旅行写生”，“十年九上峨眉顶”，以“居沽上五十年”为荣，画风贯通中西，注重整体气势，代表作有《山水纪游画稿》、《黄海涌金吐白云》等。
与此同时，一大批中青年国画家脱颖而出，各逞才情，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从白庚延、杜滋龄、杨德树、吕云所、陈冬至、贾宝珉、韩文来、霍春阳等第四代津派画家，到何家英、孙本长、颜宝臻、杨沛璋等第五代津派画家，再到贾广建、刘泉义、刘万鸣、孟庆占等第六代津画传人，其蓬勃发展的态势与可喜建树，已经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一点。
编辑 │ 冯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