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澍｜文

我们回溯20世纪上半叶的京津画坛时，总会发现许多熠熠生辉的名字。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艺术思潮的纷涌更迭，造就了京津书画更加开放包容的笔墨襟怀，频现多元融通的新格局。较早接受西方绘画教育的严智开，回国后一直致力于中西绘画的教育与传播，其除在北京艺术院校供职以外，还于1930年任天津市立美术馆首任馆长，1931年参与创建了湖社画会天津分会，并积极促成彼此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进而构建了20世纪京津地区的艺术新生态，由此推动了京津现代美术的发展与壮大。

严智开

严智开（1894—1942），天津市人，严修第五子。自幼在严修开办的私立学校读书，1912年考入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1919年赴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美术系学习。回国后，曾任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教务长、主任、教授，天津市立美术馆馆长，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等职。他一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致力于西方美术的普及推广。尤其在任天津市立美术馆馆长期间，积极参与湖社画会天津分会的创建工作，为京津地区绘画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3年6月，严智开回国后受聘于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10月被选为校务评议会委员，随后定居北京。此时，金城先生组建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方兴未艾，会聚了周肇祥、陈师曾、徐燕孙、吴镜汀、胡佩衡、溥心畬、张大千、黄宾虹等众多国画名家。严智开虽然从事西画教学，但对古典传统的中国画也很关注。当他遇见金城、刘子久等重要人物后，他的艺术之路改变了方向。

金城

金城（1878—1926），祖籍浙江吴兴县，生于北京，原名绍城，字巩北，一字拱北，号北楼，又号藕湖，曾任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他以古人为师，大量临习武宗元、吴恽、四王等人精品之作，这为他的绘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有关资料显示，金城先生在1902年至1905年留学英国，遍览欧美艺术殿堂，感受西方艺术的异域之风，对各个艺术流派有所了解。在见识了西方艺术之后，他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中国，表现了一个爱国艺术家自我的觉醒和清醒的认知。在回国后的十几年里，他潜心钻研传统绘画，创作了很多带有古典风格的作品，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之后演变为湖社画会）。他倡导的民族文化精神，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和拥趸，共同为重振传统的中国绘画奔走呐喊。金城的作品既有临古之风，又兼自我创造，笔墨细腻，画境清新俊逸，满蕴古典诗意美。

回国不久的严智开和金城的来往并不多，但实际上他们两个家族有姻亲的关系。据《南浔金家》一书记载，严智开父亲严修的堂弟严子均的女儿严智萃，嫁给了金城的二儿子金开华，严修到北京时总要前去探望金城，关系比较好。严智开在北京教书期间，无论作为亲戚，还是因业界前辈，都免不了要去金府拜访，问安之余与金城谈经论道，切磋画艺。只是在严智开赴京三年后，金城就去世了，那时的湖社画会还处于萌芽状态。

其实，让严智开真正与湖社画会熟络起来的，是另外一个人物——刘子久。刘子久和严智开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因都爱好美术，关系较好。中学毕业以后严智开去国外学习油画，刘子久则赴京研习传统国画。严智开回国后，与刘子久的来往更加密切，而刘子久既是金城的得意弟子，又是湖社画会评议，所以严智开很自然地走进了湖社画会这个朋友圈。

1930年建立的天津市立美术馆

1930年10月，严智开在天津建立了天津市立美术馆，此时的刘子久正作为湖社画会四位干事之一，全力投入湖社画会的诸多活动之中。因此，当金城长子金开藩邀请刘子久担任天津市立美术馆的国画导师一职时，刘子久只得婉拒，但两人的交往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影响。湖社画会自1926年成立以来，在金开藩的努力经营下，在京津地区日益产生巨大的影响。湖社画会社员以金城的亲族故旧及众多门人为主，完美继承了金城“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艺术主张，尤其在传统一脉上，可称当时京津地区最为重要的一股美术力量。刘子久作为金城最为得意的一位弟子，尤以得金氏花鸟画之神貌而受到社内诸同人的认可，这也促使其在金城逝世后，以干事之职全力帮助金开藩料理社内事务，并成为湖社画会的核心力量，严智开对此应当是知悉的。

此后，随着湖社画会及《湖社月刊》的不断壮大，在天津建分会的呼声越来越高。1930年底，湖社画会天津分会的筹备工作在众人的期盼中正式开启。1931年《湖社月刊》在刊登的启事中提到，“湖社画会为便于天津学界研习美术起见，拟在天津设立分会，研习工细山水、人物、花卉”，正式向读者公布开办湖社画会天津分会的情况，介绍课程设置并开始招生。在这一过程中，严智开也一直关注并着力促成。同年3月，分会开始正式授课，初定名为“天津国画传习社”，地点在天津日租界荣街中国土产公司楼上，后因学生太多迁至英租界内的广东路崇仁里4号，并于6月正式更名为湖社画会天津分会。湖社画会天津分会最初由惠孝同任社长，后由陈少梅、刘子久主持，再后来主要是陈少梅负责。

其实，在湖社画会天津分会筹办之初，总会本计划将天津的事务委托给本就是天津人的刘子久，让其承担一定的主持工作，但是因为工作、家庭等原因，刘子久并未应允，反而是在此期间，以协助工作的名义频繁往来于京津两地，承担了很多联络工作，不过这也可以视为其即将回津的一段过渡时期。同时，严智开虽然没能直接邀到刘子久返津，却于1931年8月在北京东城灯市口84号建立了天津市立美术馆驻北平办事处，继续加强了与北京画界及湖社画会的友好往来。

1934年，严智开履职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院前身），出任校长。虽然仍兼任天津市立美术馆馆长的职务，但由于公事繁忙，馆内事务难免有顾之不及之处，因此，他再一次邀请刘子久回津，为他分担工作上的担子。而这次，刘子久也不再推脱，应邀担任天津市立美术馆秘书，并兼任国画导师。在此过程中，刘子久将其在湖社画会管理日常事务及组织教学的诸多经验引入天津市立美术馆的相关工作中，为天津美术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与此同时，通过天津市立美术馆，湖社画会的影响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一方面，湖社的艺术主张和实践经验借助天津市立美术馆得到了更加广泛与深远的传播，引领了天津地区重视传统、长于继承的美术发展趋势，培养了众多优秀的传统绘画人才，延续了中国画的文化血脉。另一方面，湖社画会的许多社员同时也是天津市立美术馆的学员，这些人构成了一定时期内天津美术发展最为重要的组织基础，并构建了此一时期天津地区的美术生态，真正将湖社画会的名字融入了天津美术发展的历史。

1942年，严智开去世之后，刘子久继任天津市立美术馆馆长一职，并在此后成为涉及天津美术创作、教育的一位重要人物，在他的身上，湖社画会的影响持续得到延伸。这种情况归根结底离不开严智开所铺就的道路。这一道路，也接续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复兴之路。随着湖社画会的影响从北京引入天津，众多画家开始以宋代院体为摹本，从范宽、李成、郭熙等宋代大家的笔墨中寻求严谨法度和精湛技巧，在最接近中国绘画源流的地方构建传承有绪的审美体系。他们的作品是向传统致敬的一种表达，蕴含了深挚的民族主义情结。这种尊重传统、立足传统的方式，并不代表执拗的固守和拘泥，而是中国传统文脉的延续和回归，具有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的意义。严智开作为一位中国近代美术事业的领航者，在中国美术生态体系的建设以及中华文化艺术的延续上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通过湖社画会，他促进了天津地域美术风貌和美术品格的进一步成型，通过发掘人才，培养了几代优秀的艺术继承者，他将永远被天津这片土地镌刻在最深沉的纹路里。（作者供职于天津文博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