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光   作

这张画完成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一点，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两个多小时后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

社会动荡，世事无常。这张本应选送全国美展的作品，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它的命运——不能发表。而且，这又是七张组画中仅存的一张。虽然是印坏了的废画。

一九七三年我从部队复员，父亲就告诫我，当下形势玄黄不定，你还是先学一门手艺吧，艺多不压身呀。我便进了三条石的一家工厂，领导让我去工会，我说要学技术去了车间。哪知不久就被派去了一所中学当了工宣队，我不情愿，就经常两头不见日头，在家画画。得知第二工人文化宫有工人美术班，可以边学习边创作。那时专业的画家都不能搞创作了，工人的群众文艺创作却异常繁荣，这大概也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产物吧。记得那些年代，都以全国美展为导向，每年国、油、版、雕、年画、连环画轮换着搞，弄得全国工农兵的业余画家们，都成了多面手。我也年年送作品，都没入选。

一机局有一批工人创作队伍，也都在二宫画画。七、八个要好的画友常聚一起，除了切磋画画，也商量着全国美展的事，一九七六年是版画年，大家就琢磨着搞套色木刻组画。那时流行说大话、假话、空话和绝话，文艺创作更喜好宏大题材，我们定的主题就是《机械工业天翻地覆》，向上报告，局和公司领导也觉得是分内之事，应予大力支持，全部脱产集中在山西路的机床公司搞创作，而且给足经费。大家这个高兴呀，让其他作者羡慕不已。大家都在生产第一线，有生活，也有激情，骑车跑工厂画速写收集素材，商定了每人的题材范围。记得章锡岭画的是机械手，杜文汉弄得是一条生产线，曹作一画的是老工人重返三条石，万英杰的生产大会战，王杰画的是天津铁牛（拖拉机）遍山乡，还有一个小女孩叫徐苏的，弄得是啥记不清了，我画的是知识分子和工人相结合技术攻关的。大家都有着写实的绘画基础，但都没正式搞过版画，所以也就刀法和如何“异中求同”的整体风格讨论了很久。后来才知道，这都是“纸上谈兵”。

李焕民《藏族女孩》

我上五年级时，美术组赵家桐老师给我一块杜木板，父亲给我找来一套木刻刀和一块水磨石，我就照葫芦画瓢地临摹了李焕民的《藏族女孩》，“文革”时又刻过“连根拔”和领袖像，在部队也画过木刻味儿的宣传画，算是对版画有了一些简单的认识。第一次“会审”是黑白的草图，在二宫一个大厅，展板和墙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纸片。我们的七张组画得到大家和评委会的认可，并作为天津选送的重点。

杜明岑黑精干瘦，是二宫一个科长，精明干练，能力极强，每年评画选画都由他张罗。二次审图是色彩稿，杜陪着王曼恬围着展板转，一些反映重大题材的作者也耳提在命于后。王在我们草图前立住，端看，点了一下头又摇了一下头，对杜说，这个，这个要加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内容嘛。杜赶紧向我们招手近前恭听，她环视一下我们说道，这样的话嘛，组画就更完整嘛，政治上嘛，要有突破呢，要出新呢，不过嘛，这个题材要保密呢。我们面面相觑，有些兴奋，有些茫然，兴奋的是得到她的首肯，入选有戏，茫然的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可怎么弄呀！

那时有传闻：王曼恬，学过美术，虽然没见过她的作品，由于是领袖的侄女，政治上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当时她是全国美展评画组的组长，她说话虽然嘛嘛呢呢的，然一言九鼎宛若圣旨，众人唯唯，亦点头诺诺。文革后，王遭到批判，没挺住自尽了。风云变幻翻覆莫测，看她起朱楼，看她楼塌了，虽然临终的决绝，比现时贪腐之辈刚烈些。这是后话。

从定题目到收集素材、构图到人物形象已经折腾了一个来月，陡然增加一幅，加给谁呀，每人一幅作品工作量就很大了，且都为此付出了心血，一人画两张已不可能。只能改其中的一张，大家就看我，说我在工宣队，属于上层建筑，经常跟资产阶级作斗争，有生活。我说哪跟哪呀，经常不去上班，有屁生活呀！我不干，他们就起哄，说我那张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搞革新，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嘛。我为保住自己的那张画，坚决不同意，他们也出于同样的目的，一本正经，又连哄带劝………最后还是我妥协了。大家也都挺义气，换服装当模特，不管多忙，放下手里的活儿任我摆布。

在长期的政治语境下，“假话、大话、空话”就肆意流行，而流行的极致就是“绝话”———其载体就是标语和口号！我这张画的名称就极象口号：《我们自己造》！这也是当时围绕着“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洋奴哲学”和“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这种兴于农民起义，盛于文革标语口号式的“绝话”，简单粗暴毫无委婉诗意，类似表决心的语言，仿佛现在也时有所见吧。

这幅画的构思也有着政治玄机：画面正下方黑色背影的是两个反派人物，偏左为走资派，案前有“进口”的文件，偏右手捏烟卷儿的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案前放着“苏修”的技术资料。

画面正前方则是正面人物：“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和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攻关”小组。

画面左边是个工人的形象，这个慷慨激昂的造型，让我费了好大劲，换了许多人做动作摆姿势，总觉得缺少点气势。在我们画画的会议室外有一穿衣镜，好几天我都对着它，不断地伸手举臂扭屁股，瞪眼撇嘴作表情，常常引来路过男女的嗤笑……功夫不负有心人呀！拿着速写本画了好些，最后大家说这个有着“挥斥方遒”架势的形象不错。结果这个工人就是“我”。说老实话，这是我学习江青打造“样版戏”时总结的“在英雄群体中要突出典型英雄人物”的理论，又结合“三突出”原则而设计的。“我”这个工人形象虽在边上，但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他，其形象也就突出了。

工人身前摆的是天津重型机械厂研制的“万顿水压机”的模型，那是当年我国最顶级的大型机械啦！

记得画面的人物都是按模特抠的，那时大兴画速写，不兴画照片，更主要的是穷，玩不起照相机。这张画里都有我们自己的身影。好在一机局文艺宣传队人才济济，关牧村、郑绪岚也都纯朴实在，一招呼就跃然而至，虽然还有些腼腆，说做模特不如上台那么自如。

这幅画最右边穿工作服的就是电影《少林寺》唱牧羊曲的郑绪岚。

创作期间，《人民日报》闻听我们有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画，要来采访，局里通知我们做好接待。大家挺高兴，全国美展前报纸一发表岂不更好。但想起那个嘛嘛呢呢领导不能泄露天机的指示，就不知如何是好。章锡岺三十多岁，从市委下放工厂当工人，为人谦和，心思也缜密，通晓机关处世之道，亦有兄长之风。他向我解释，报上一登，全国肯定会跟风，题材一撞车，就会影响咱们这套组画的分量。大家觉得有道理，于是，他就向领导陈情婉拒了。锡岺浙江人，与杜文汉年龄相仿，都有一个女儿，创作紧张之际，二位妻子又相继诞下“千斤”，仅相差三天。那时女人生孩子不那么娇贵，两位大嫂临盆时也都在上班。我们就不停地道喜让二位请客，他们似乎都憋着要男孩，不以为意，各买了一盒烟了事，那时人们都穷，坦诚实在，安分又有些追求。除了章、杜二人，我们大都二十多岁，没成家也没对象，爱好相近又都是文青，谈文学，也聊尼采，时有争论亦不伤大雅。性格各异，意气相投，朝夕相处就趣事不少。小徐是个刚参加工作的女孩，眼睛盯住你说话，聪慧单纯，父母是老工程师，自学英语，闲着了就眼望窗外遐想，后来成为机电方面的专家。王杰天生的乐天派，边画边唱，手忙嘴不停，有音无调，就让万英杰特别的烦，有次热伤风唱出了嘎调，老万就喊，嘿嘿嘿，别唱了嘿，唱得还没拉屎好听啦，竟让王杰高音儿还没上去，就将鼻涕喷到画板上，大家笑翻。锡岺停了老半天若有所思说，拉屎有味儿而没调儿呀。大家就说锡岺的研究抓住了要害，称他“屎”学家。老万爱给报社投稿，一天拿来一张大报，指着《国际鳞爪》的题图说，我画的。摩天大楼下一个黑人佝偻着腰，戴着一顶中国的破草帽，挎着要饭的篮子，还拄着一根木棍———那时闭门锁国，想破脑袋，也想不出美国要饭的是什么打扮呀，报社编辑的想象力也没超过老万。王杰色彩干净，造型也不错，就是画男画女都随他，胖胖的大瘪脸，跟范曾后来画和尚老道都随自己的行画一样。出国潮时去了美国，听说混得不错。曹作一眼小却戴一大框近视眼镜，占了半拉脸，安稳幽默，再无聊的事，也让他说得跌宕有致，自学日语能写不能说，却能为厂里翻译日文技术资料，特爱剪报，没事就抱来一捆旧报纸，挨张地翻，并且按人文历史、民俗掌故、奇人轶事、域外风情、国画、油画、摄影………分类粘贴在不同的旧杂志上。有些是给他爹收集的，他父亲是一个剧院的编导，“抗美援朝”时曾带领常宝堃、马三立赴朝慰问，是个大学生去延安的文人，有不少秘史轶闻，我去拜访过，人极好，与大多受冲击的文化人略有不同，擅谈而有节制。文革后，锡岺回计委当了处长，念旧情爱助人，外出时也画些速写。文汉辞职干印刷当了老板，曹作一工厂不景气时，也给他打打工。四十六年过去，现在也都是哼啊咳呀七、八十岁的老头了。

离交稿还有一个多月，除了章、杜家务重，和小徐很晚回家，我们哥几个都睡在这儿，在一张乒乓球台凑合着。大家都有集体荣誉感，虽然色彩稿都通过了，印制时还在调色，以至交稿那天夜里一点才印好，面包车师傅待命多时，大家两手抻着画依次上车，嘱托司机慢开千万别踩刹车，画都没干呀。到群艺馆又依次举着画上楼贴在墙上。夜以继日，连续奋战数月，大家困累不已，我说咱们也回家休息两天吧。众人说好，什么也没收拾，便骑车回家。

用自来水冲了个澡，西红柿攉白糖就了一张饼，刚躺上床就震了。老天保佑，损失不大，天还没亮就赶到山西路，不听劝阻，战战兢兢爬上五楼，我们睡觉的乒乓球台已被砸塌，顾不得唏嘘，用一根长竹竿将这张主版印“糊”了的“残次品”挑了出来，油墨还未干，其余的木板和印好的画无一幸存。紧接着领袖逝世———四人帮被抓———文革骤然结束———美展泡汤。

古今中外的画家，大多都是个体独自创作，读书学习渐悟顿悟，或忧或喜甘苦自知。聚在一起半年多的切磋交流，相处之厚，情意之深，常令我怀念。可刚刚完成一批参加全国美展的作品，创作的喜悦还未来得及宣泄，就被巨大的自然和社会的变故所吞噬。这张画的命运，也就充满了黑色幽默，由于政治观念的翻转，几乎自诞生的那一刻就宣判了死刑。在我不多的存留作品中，这张《我们自己造》在我平庸的人生中，却是一个充满跌宕且又很别致的经历。

前些天整理箱柜，偶然发现这张残画，就忆起当年的一些零碎儿。这张画诞生于文革末期，虽是“主题先行”的奉命之作，但毕竟是我尽心尽力地迎合的，是符合那个时代特征的产物。铜版纸有些破裂，用薄纸铺好修补，也就拂画而叹，大凡赶时髦的艺术，一旦时过境迁，即不续命。年过七旬仅得这一点觉悟，亦不觉有憾。四十六年一过，恍如昨日。拉杂至此，是以为记。

二零二二年三月一日写讫

四月一日改毕

于五味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