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梅

自董其昌提出山水画的“南北宗”说以后，且不论此说本身有多少历史的误会，就山水画的创作实践而言，近三百年的清代画坛一味崇“南”贬“北”。南宋马远、夏圭，明代仇英及浙派的一路画风，皆被斥为“不当学”。直至近代，吴派及“四王”的余绪却仍然独尊画坛。而被贬为“北派”的艺术风格，已很少有人问津，几乎断了薪火。但终于有人看到，因袭模仿不仅丧失了被称为“南派”艺术的精华，背离了宋、元以后文人画的革新精神，同时也把艺术推进了死胡同，于是便另寻新途，重新发现了马、夏及浙派的艺术价值，毅然打起水墨苍劲一派的旗帜。陈少梅就是有这样抱负的一位画家。

陈少梅用印

陈少梅，名云彰，又名彰，字少梅。一九〇九年出生于湖南衡山的一个书香门第，故其印语曰:“家在洞庭衡岳间。”他的父亲陈嘉言，字梅生，为光绪年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福建漳州知府，也曾在湖南主持过有名的船山学社，思想比较开明。嘉言先生工诗文，擅书法，少梅自幼即在父亲的督导下赋诗、习字，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但是他更酷爱丹青，十六岁时参加了北平的湖社画会，故又号升湖。据说，当时他是湖社画会最年轻的一位成员，也是学习最刻苦者之一。当年旧京聚集了一大批中国画家，许多人亦富收藏，陈少梅是借私人收藏，临摹起家的。他每借得一件名作来，便如获至宝，躬身烛光之下，彻夜临摹，临习数遍之后，再准时归还画主。经几年砺，聪颖加勤奋，使他具备了比较坚实的传统山水、人物画功底，在二十岁左右已于画坛崭露头角。一九三〇年，当他二十一岁时，作品就参加了比利时国际博览会，并获美术银牌奖。此时，陈家家境日衰，他不得不以卖画为生。一九三一年始，他由北京转赴天津，主持湖社画会天津分会，一面从事绘画创作，又兼授徒，并于京、津、沪举办画展，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位画家，据吴云心先生回忆，“日军侵占天津时，陈少梅居达文里，卖画为生，不求闻达。当时的老画家赵松声在天津画坛很有声誉，为同道所尊重：赵画黄鹤山樵一派，造诣很深，与陈少梅所宗不同，而对陈却推崇备至，欣然自居陈下。陈则谦虚坦率，从不自炫其能，一无傲气，更无俗气。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积极努力于新美术事业，焕发了新的创作激情。一九五三年底，他由天津回到北京，不幸于次年九月因患脑溢血病逝，惜享年仅四十五岁。

山松长瀑（作于1940年）

陈少梅短暂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处于旧中国时代。新文化运动的思潮虽然对中国画坛也发起过冲击，出现了齐白石、徐悲鸿、高剑父、潘天寿、傅抱石等一批革新的艺术家。但大部分中国画家特别是山水画家还在继续沿着“四王”的路子蹒跚，显然已远远背离了师造化的优良传统，舍本求末，如无源之水，渐渐地失去了自然的生机。年轻的陈少梅部分地看出了这种山穷水尽的困境，他感到必须找到一条新途，才能挽救中国画的颓势。当然，由于艺术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局限，他没有找到最根本的艺术源泉，也没有能够从西洋画艺术中汲取可借鉴之处。但他从被贬斥的所谓“北宗”的艺术中，发现了特异的艺术语言，找到了与自己相近的艺术个性，并希图从这里找到一个突破口。于是，他首先从郭熙，然后从马远、夏圭，一直到仇英、唐寅、吴伟等人的绘画入手，仿佛在混沌中找到了一线光明，在当时，就这一点来讲也是颇为不易的。

寿星（作于19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