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社女画家合影

(三)湖社画会名称的来历

湖社画会的名称并非只是源于某种艺术理念或观点，而是源于画家的名号，这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中是比较少见和极具特色的。“湖”字是源于金城的字号“藕湖”，他曾说：“藕湖即浔溪北市河东岸第一支港，余家于南畔，因以为号焉。”并有“藕湖”印章钤于作品之上，他也经常在作品中题款“藕湖渔隐”四字②，所以普遍认为湖社的“湖”是因“藕湖”而得名。金城的生前故友秦曾荣说：“湖社命名之意，以先公曾有别字曰藕湖，凡及门弟子之才可深造者，均以湖字为号，故即名之曰湖社。”真实情况是：会中的最初成员中有一部分人确实以“湖”作为自己的别号。这里面分为两类：一是金城在世时，他们就已经使用了带有“湖”的别号，诚如秦曾荣的说法，金城在世时确实有学生已经取了带“湖”字的别号。二是湖社成立以后加入进来的会员，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取了带“湖”字的别号。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不是每一个湖社会员的名字中都带有“湖”字。这里有三点推测：第一，一些人或是金城生前的故交或同辈人，如：金章(陶陶)、方若(药雨)、孙润宇(子涵)、张天海(伯川)；或为金城弟子中年龄较大的，如：徐志钧、朱之哲等，他们在参加湖社时并没有取带“湖”字的别号。第二，有些会员他们本身并非金城故友、或亲传弟子，在入会时也没有特意地以“湖”字称呼，比如祁崑、溥雪斋等，这种情况在湖社中后期所占比例较大，这些人大部分在加入湖社前已是知名画家，与湖社的关系也较为松散和微妙。第三，就是湖社骨干成员的学生们。在湖社成立之初大部分新加入的学员顺应金潜庵的要求取带有“湖”字的别号，其后加盟的成员就都没有按照金潜庵的要求去做，而他也不再勉强。因此必须指出的是，只以名号中是否带有“湖”字来判断其是否为湖社成员的做法是不准确的，它只能大致反映湖社成员的数量状况或初创时期成员的组成情况，并不是固定标准。

一九二七年湖社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人数至少四十人以上。一九三一年湖社首届学员毕业，参加考试的会员有六十人，前二十名为成绩优秀者。之后在天津开第一届毕业成绩纪念展，参展学员三十人左右，由此前推，这些人应该在一九二八年初入学。此外，湖社的骨干成员还在家中拥有私人学生，这些人中赵鹤清、牛新北等也较早加入湖社。因此，到一九二八年初即湖社成立一周年的时候，人数应当在七八十人，而普通会员或骨干成员的私人学生可能要比这个数字多得多，而这些人后来很可能也加入了湖社画会。

可以肯定的是，湖社成立后几年的发展大大地超出了它初创时的人数。到一九三一年，湖社在平津一带开展览会，展示“全社二百余会员成绩”，展出作品四百三十余件，以两成手续费计算出售所得近三千元。这一年年初，湖社第一期学员毕业，而学员陆续增加至二三百人。可见湖社此时成员数量确实已经增至三百人左右，而此时湖社的天津分会还没有开始招收学生，成员大都来自于北京。一九三二年九月，湖社在中山公园举行第六次成绩展，此次展览虽勉强举行，仍有画作近千件之多。虽然这其中有很多非湖社成员的作品，但是单从展出作品的数量还是可以窥见湖社人数的众多。一九三三年七月六日湖社在上海举行的画展，展出的作品也有数百件，仅“搜集故都名收藏家珍品”一项就有三百余件之多。

湖社画会上课情景

由于成员经常变更，加之湖社经常邀请许多非本社成员经常参加展览等活动，即使是湖社较为固定的成员，也会同时使用两至三个别号，这样就给后来的研究者辨别湖社成员的确切人数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王扆昌曾经在一九四七年编的《民国三十六年美术年鉴》中开列了湖社成员名单，名单中有二百七十三人。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湖社在天津(两次)、上海举办画展，据称当时人数最多时达四百人左右。在上海的展览，当时的《申报》有简短的报道，成绩展览在“二楼”和“三楼”举行，从所占空间上判断展览的规模不小，参加的人数也很多。由此可见，湖社的成员人数直到金潜庵病后依然呈上升的趋势，可能确实达到过三四百人之众，只是在金氏一九四六年病故以后，会员们才风吹云散，直至湖社瓦解。

(四)湖社画会的成员及组织结构尽管湖社是由于与中国画学研究会的领导人产生矛盾分离出来另组而成的，但它的组织形式几乎和中国画学研究会完全相同，不同的只是个别职务称呼上的变化，从组织结构上讲湖社并承袭了中国画学研究会的衣钵。中国画学研究会的领导人称会长、副会长；而在湖社则称总干事或社长，下设干事、评议、普通会员和学员；学员学制一般为三年，毕业后择优秀的学员留在会中担任分科教师。

在总干事下又设有干事四名，除了金潜庵兼任总干事一职外，其余由惠孝同、胡佩衡、刘光城三人担任。干事负责主持湖社的日常工作，成为湖社的管理层。为了在会中开展活动，湖社也像中国画学研究会一样设有评议一职，人数先后共计二十人左右。方药雨既是湖社的评议，又担任过该社第一期毕业生的评判，从目前的资料看，评判很可能只是临时性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学术委员会主任一职。这些评议的工作有两各方面：一是参加湖社定期举办的例会活动，展示作品相互切磋，以及和普通会员一起参加湖社对外的展览活动；另一个工作就是在会中教授年轻的会员，评议集团构成湖社的学术层面，画会的评议和干事群体构成湖社画会的核心。

湖社初期，学生在会学习期间是不需要缴纳费用的。学生的来源有几类：第一，金城在世时曾师从于他，金城去世时他们还没有毕业，在湖社时期继续跟随其他的老师学习，比如金勤伯、金孔彰、许芷君等人。第二，湖社成立后入会普通美术爱好者，大多数学员属于这种情况。第三，官宦或名人的子弟拜湖社会员为师，其中最为著名的则是张学良的四个子女从李五湖学习山水。第四，画家的亲属进入湖社学习，比如金城的几个子侄，在湖社中都有相应的老师：赵梦朱的妹妹赵师庄、赵师惠，女儿赵纹，弟媳洪怡湖，都是湖社早期的学生和会员：李五湖、何遂、王小山(圣湖)、溥雪斋、马晋的家中都有亲属在湖社中学画。第五，当时在各个艺术学校或普通学校的学生，比如孙菊生、田世光、俞致贞、张其翼、陆鸿年、晏少翔、钟质夫等，这些人通过在湖社期间的学习和实践，奠定了良好艺术基础，他们后来不仅成为北方中国画坛较有影响的画家，而且还为金城和湖社的艺术理念传播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上述五种情况，再加上初创时期的骨干成员构成了湖社成员的基本来源。

(五)湖社画会的活动及展览湖社在成立之初就规定该会将定期聚会。据晏少翔先生回忆，湖社的例会是每月的第一和第三周举行，中国画学研究会则是在每月的第二和第四周举行，两会交替进行，避免碰面。聚会的地点先在墨茶阁，后移于中山公园董事会南舍中。湖社的例会通常开始时间可能一般在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之间，一直持续到傍晚时分。例会采取的是较为自由的文人雅集的方式进行，大家既可以三三两两地聊天赏画，也可以“挥毫泼墨”。在会员聚会的同时，会场的四壁会悬挂很多的画作，这些画作既有古画，有时也会有同时代的画家。作者有的不是湖社成员，有的已经故去，但皆有画作参与展示，比如金城、陈师曾、陈半丁、齐白石、王一亭、商言志、赵叔孺等。会员们就画作相互切磋品评，这是湖社例会的主要内容。根据现有资料还可以得知，湖社的例会活动除了画艺上的交流，还会聘请湖社以外的人士来会中作讲演。一九三六年下半年金潜庵中风以后湖社的聚会就没有再像以前那样频繁了。

湖社一直就被认为“既是一个画家研究组织，也是一个培养国画家的学校”③，授课教师由“湖社画会评议之成绩优良者担任”，后来随着入会人数的不断增加，先期毕业的学员也承担了教课的任务成为助教，再成为评议。评议是湖社会员进入教师级的称呼，说明已有较全面的教学能力。虽然湖社中既有教师也有学生，它并不像正规的美术学校的授课的方式，而是采取以下四种方式进行：第一种集体授课。学生没有固定的老师，方式与社中的例会较为相似，由一位或多位评议担当授课的任务。同时湖社学员的求教范围并不只限于会中评议，由于中国画学研究会和一九三六年成立的北平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都与湖社有着实际和密切的关系，因此湖社的学员也经常向这些艺术团体的老师们请教。第二种为一对一的私人授课，类似于传统的师徒相传的方式进行，一般在教师家中单独进行，是普遍的授课方式。第三种为私人画馆式的教学活动，如陈东湖的“东湖画馆”，这种教学方式实际上与湖社的雅集式集体教授有了一些区别，在某种程度上有私人夜校和私人画室的性质。第四种为湖社主办，具有业余美校性质的国画传习社，以天津分会的国画传习社为典型代表。

除了定期的例会和教学活动以外，湖社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间还组织或参与国内外展览达三十余次。尤其是在日本和西欧的展出，均获得好评，使中国画在国际上的声誉为之大振。湖社的展览可分为四种类型：本社成员成绩展、参加第一届全国美展、参加国际交流展和参加赈灾义展。湖社成绩展与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绩展的形式基本相同，特征上也有相似之处，参加者均为全体成员，展览日期均为七天，展览地点同样在北京的中山公园内：而湖社由于在天津开设分会的关系，其展览地点还有天津，另外，上海也是湖社经常举办展览的城市，这与中国画学研究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中华民国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上海新普育堂开幕。四月十七日，湖社展出本会的作品，这是湖社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北京以外的地区以社团名义独立展出，参加此次展览的作品有数百件之多。此外，湖社还组织和参与了与日本的一些列展，如：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日华联合画展即宋元明清画展、“密宗讲演大会”中日画展。同时，他们还参加了比利时举行纪念建国百年国际博览会、在东南洋群岛举办“远足书画展览会”、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等等。作为兴盛一时的艺术团体，湖社还积极参与为赈灾而举行的展览义卖活动，会员们踊跃捐献作品，所得画款，悉数用于赈济之用，最多时达万元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