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社成员合影

二 湖社画会

(一)湖社画会的成因与东方绘画协会

关于发起湖社画会的原因，无论从当事人的回忆，还是后来相关学者的研究，抑或从现存的文献资料都较为明确地显示出，湖社的成立是金城的“及门第子”们出于对先师的怀念与继承先师遗志的愿望，才另结新社。当然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积极的观点，主要源于金城故旧孙润宇、渡边晨亩的文章。这些文章每当提及湖社成立的原因时都不约而同地表达出对金城缅怀之意，这些人后来也大多参加了湖社，或与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无疑，湖社在成立之前是经过了反复磋商的，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佟澄湖等人将湖社看作是金城一手创建的，因此也顺理成章地沿用了金城对于中国画革新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金城一向提倡作画要以古释今，他提出画“无新旧论”，主张以旧的笔墨创造出新的意境，以消除新与旧的对立性，达到在矛盾中的统一，他

希冀以自己“精研古法”这一“文化内省”①的方式，探索出一条复兴中国画的道路，从而达到传统承接上的连续性，湖社在社团的整体审美倾向上，继承了金城这一思想。金城对湖社的精神影响要远大于中国画学研究会，这是湖社办会宗旨的第一个来源，也是非常重要的来源。

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办会宗旨是“精研古法，博择新知”，湖社画会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应时事之要求，谋美术之提倡”“保存固有之国粹，发扬艺术之特长”，秉承金城遗志，“沟通世界美术之进行也”。从“精研古法”和“保存固有之国粹”这层意义上讲，两会宗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在传统的范围内“努力提倡国画”，并以传统作为中国画演进的基础，而“非中西合璧”式或“以西化中”式的中国画改革。但是作为艺术社团的运作理念，湖社进而更明确地表达了“应时事之要求，谋美术之提倡”的愿望，这一愿望是在当时中国的整体艺术环境，特别是北京的艺术氛围下所产生出来的必然结果，也是金城生前所一直致力于开展的事业，从湖社日后的具体运作来看，他们的行动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愿望，从这层面上讲湖社的办会宗旨更便于操作，更加具体，从而也更加具有积极的一面。

但是，湖社的成立与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立一样并非出于单一的原因。无论是“努力提倡国画”还是“沟通世界美术”，都是湖社成立的理论前提，但不是画会结社唯一的理由。还有一个原因——并且这个原因对于湖社的出现可能更为重要和关键，它起到了催生和推波助澜的作用——那就是湖社画会的成立是因为金潜庵、周肇祥之间的关系恶化造成的。或者说部分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员同时也是金城的学生们不满周肇祥在该会的把持，从中分离出来另外成立湖社。这一点或许我们可以从金城去世以后成立的东方绘画协会的人事和活动经费的分配问题，来了解这些矛盾的深化，同时也可以从侧面揭示湖社另组的原因。

东方绘画协会是在中国画学研究会与日本举行的第三次“中日绘画展览会”的背景之下，由日本方面提出建议“欲改临时联合为永久机关”。该协会的中国本部成立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解散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一九二五年金城和周肇祥代表中方赴日参加第四次绘画展览期间，与日本方面举行三次会议，经过极为困难地磋商达成协议，并形成“简章九条”(以下简称简章)。简章由两国代表共同签字。中国方面，周肇祥为首席；日本方面，正木直彦为首席。之后，文本由周肇祥带回北京。金城则由于应酬辛苦，痔疾发作，回国途中在上海养病，并客死于此。周肇祥回国后，将文本呈交国务院等部门，并分送南北方画家，邀集北京有名诸画家共同商议组织中国本部的问题。最后选出中国本部会长为徐世昌，日本会长为牧野伸显，副会长为汪大燮、吴昌硕，因吴坚辞不就，后由熊希龄担任。在中国本部中还设有干事若干，其中北京七人、上海四人，其余为其他各省选出。北京的七人有：周肇祥、颜世清、陈汉第、陈半丁、凌文渊、江庸和金绍堂。可以看出，出任职务者皆当时著名的画家和社会名人。在这些人中我们并没有发现金潜庵的名字，他只是和其他青年画家一起被安排在“文牍、庶务、交际、编辑四股之内，以资训练”。这样的安排是否和“平日与金（城）君不洽者颇多”有关，尚需进一步考证，但是可想而知这样的安排在金城一系的人来看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另提出补充干事为：金绍基、丁士源、方若（药雨）、刘骧业、徐安、贡桑诺尔布、胡佩衡、惠孝同八人，而周肇祥一派则认为金潜庵假外力以干涉协会内部事务。双方经商议除胡佩衡、惠孝同二人外，另加朱绍濂、杨葆益、萧俊贤、萧谦中等，一共为二十人。但是，干事人数的增加并没有化解金、周之间的矛盾，甚至日本的渡边晨亩也牵扯其中。虽然东方绘画协会的“干事”风波发生在湖社成立先后，二者并不形成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它确是此前一系列细微矛盾的总集合，况且金、周之间的矛盾绝非短时间内所能形成，以致于当东方绘画协会在一九三一年解散时，双方还在各自的刊物上刊文相互争吵指责。除了诤友文章外，有关展览的启示、画界新闻，特别是有关于湖社参与主持的有关展览的专题报道，双方的褒贬态度有着明显的差异。

湖社总干事金荫湖像 1930

关于东方绘画协会在初成时提出会中的活动经费当用“共同筹得之款，华日两部析半用之。所谓共同筹得之款者，即日本退还庚款内所提拨者”。但是由于协会中的“干事”名额分配问题，致使用于该会的日本方面资金并没有提拨到位。再者受到当时局势的影响，东方绘画协会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活动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由于以湖社金潜庵、方药雨等人代表北方画家群与南方的王一亭、叶誉虎（公绰）、狄楚青等人代表的南方画家群，同日本方面虽然举行过很多展览，当中并没有周肇祥和中国画学研究会（至少没有以之为北方主导）。此时北方参展的主体已经由中国画研究会变成了湖社画会，而不是两会的联合，并且中国画学研究会也不承认以东方绘画协会的名义举办这些展览，故不能称作是真正意义上的“东方绘画协会”的展览。虽然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日本东京上野公园举行的“华日古今绘画展览会”中，中国画学研究会周肇祥和部分成员共有八十八幅作品参加，但此时东方绘画协会已经于月前宣告解散了。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得知，湖社画会在成立前后，曾与周肇祥时期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有着较深、较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对于两个团体、各自的会员，以及此间的一些展览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除了两会的重要领导人以外，其他成员，甚至评议还时有往来，彼此参加展览。

(二)湖社画会的成立

湖社画会的成立时间并不像中国画学研究会那样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我们考察现存文献会发现；首先，《湖社月刊》曾刊登过一篇文章名为《湖社周年画会参观记》，是由余铸云所写，他既是湖社会员，又曾参加过湖社的早期活动。他在文中明确记载了每年的一月十五日是湖社画会周年纪念日。其次，后来的研究者对于湖社的成立日期无论持哪种观点，都赞同金城“卒后其门弟子结湖社”这一事实，并且是发生在其去世三个月以后，即“（金城）先生逝后三月，即行组立湖社”。由此可见，湖社的成立应当不早于一九二六年秋，即九月。另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东方绘画协会”成立，“中国画家呈统一之规”，而到一九二七年（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当金氏家族、故好与周养庵等由于“东方绘画协会”中国本部的干事名额而起纠纷时，湖社画会已经成立了。第三，在湖社成员中，也有很多人在著文中都提及过湖社的组建日期。湖社的佟澄湖、寿石工、胡佩衡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也都有清晰的记载，因此也可以推断，湖社画会应成立在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初，而我们现在通过现存的湖社第一期毕业生的“成绩证书”也正好从侧面证明了这一判断是比较真实可信的。

基于以上的观点，本文认为湖社画会成立的时间应当定位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湖社画会最初成立的地点，学术界结论和湖社老会员的回忆几乎一致认为是在北京的钱粮胡同十五号，即金城故居墨茶阁。“墨茶阁”因金城“向得程君房墨，山茶花形，制作绝精，以归北楼”故而得名。

墨茶阁是湖社最初成立的地点，但后来将全会的活动场所逐渐转向中央公园董事会南舍中。移会至此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天气太热，且“会员相继加入者甚众”，墨茶阁的空间就显得过于狭窄了。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央公园自一九一四年对外开放，又于一九二八年更名为中山公园，这里便逐渐成为文人学者时常云集的地方，特别是画家们经常在这里开书画展览会。一九二二年以后，中国画学研究会的例会聚集也逐渐转移到这里。湖社的成立晚于前者，自然知道这里活动更容易聚集人气，因此，湖社选择中山公园也是顺理成章和较为合适的。总之，湖社的会内活动主要是在墨茶阁和中央公园董事会，但湖社的活动范围绝不仅仅只限于这两个地点，在湖社处于鼎盛时期的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间—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湖社画会在本会以外的北京饭店、辅仁大学美术系、燕京大学、琉璃厂豹文斋，以及位于东城区报房胡同的万国美术馆等地，甚至是在个别会员的家里皆有不同规模的展览交流活动，这是在北京的范围内。在北京以外，国内则有：天津、上海、大连、泰安、湛江等；国外则有：日本、比利时、德国、英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