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吕鹏(一)

2024-06-08

清末以来,面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冲击,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开始将自己的目光转向西方,“西学东渐”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从器物西化,到思想行为的西化,贯穿整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所有旧的价值都需要重新估定,新旧冲突日益突显,革新之声日渐高涨,而与西学相对应的中学,则日显式微之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们曾经就中国画的前途展开过论争。以康有为为代表提出“复古代革新论”:以吕瀓、陈独秀为代表的“美术革命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美育代宗教说”都兴盛一时。与此同时陈师曾、高剑父、金城、徐悲鸿、刘海粟等人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就中国画的小环境而言,虽然北京当时的艺术风气比起全国来说相对保守,但也并非一片沉寂。随着各种美术思潮的涌动,作为北方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出现许多大大小小的美术社团。自金城1906年来京,到湖社成立的二十余年间,北京地区主旨在于研究中国画的美术社团就有无声诗社、宣南画社、北大画法研究会国画班、中国画学研究会、北平艺社、松风画会、吼红画社等数家,更有旨在保存和研究古代文物的机构——北平古物陈列所,以及北平美术学校等。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简称湖社)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一 中国画学研究会

(一)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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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周肇祥在双清别墅欢迎日本画界代表渡边晨亩等


1902年5月29日下午3时,中国画学研究会于南池子大街的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召开成立大会。而据金城本人在为其妹金章的《濠梁知乐集》序中所介绍画学研究学会应成立在“社稷坛”,经考证欧美同学会也没有发现任何关于中国画学研究会活动的资料,可以推测该会的成立地点是在石达子庙,但是根本没有在那里办公,在1922年就迁入设置在社稷坛(中央公园后称中山公园)内的董事会—来今雨轩。该会的会址先后在宣武门内温家街甲一号、中南海流水音和前门外虎坊桥114号越中先贤祠院中等处办公,而展览的地址一直是在中山公园水榭、董事会的餐堂和中山堂(又称大殿)三处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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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像


中国画学研究会针对“当代风行西画,古法浸湮”的现象,提出“精研古法,博择新知”办会宗旨。这一宗旨是否为金城一人所提出,尚需讨论,但至少这一宗旨明确地将传统和新知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从该会日后的实际操作和发展倾向来看,他们更加侧重在“精研古法”之上。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最初成员大都是民国初年北京著名的传统派国画家,对于“精研古法”有着切身体会,所以这一宗旨在会员中很快达成共识。在金城等人的倡导下,将研究传统的范围从“四王”、娄东,以及较为单纯的文人水墨画扩展到整个传统绘画领域,并尤为强调宋元绘画的正宗地位,这是当时整体艺术环境所使然,也是为了对抗以西方艺术改造中国画的潮流,所采取的积极态度可以被视为该组织成立的内在因素,对于之后成立的湖社画会有着参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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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肇祥像


尽管围绕着中国画学研究会,有很多专研传统中国画的组织,但是这些组织或团体要么维持的时间较短,要么规模较小,要么组织松散,远远不足以形成与正值方兴未艾的新潮美术相抗衡的整体势力。当板西利八郎介绍日本画家渡边晨亩等人与中国画家认识,周肇祥、金城、颜世清等鉴于中国画家散漫而无团体,且不易集会的特点,于是倡议组织中国画学研究会,并举办了四次与日本的联合绘画展览会,这几次展览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就是促使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初期繁荣。当然中日绘画展览对于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组建仅仅是一个的契机,当时北京的传统与革新的相互争论的艺术氛围,才是促成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更重要的外部因素。




(二)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员及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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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平湖——中国画学研究会第7次成绩展第一展室


在中国画学研究会中,徐世昌任名誉会长。除会长之外,还设有副会长、理事和评议等职。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副会长为陈半丁、徐宗浩,理事一职是后来“延聘”的,以“共同筹划扩充”事宜,何人担任此职目前尚不清楚。评议最初由北京画界前辈担任,已知的早期评议有陈师曾、萧谦中、贺履之、陶宝如、徐宗浩、陈汉第,此外还有俞明、颜世清、陈半丁、杨冠如。后来还增加了胡佩衡、溥伒、张爰、溥儒、黄宾虹、马晋、吴熙曾、李上达、管平、李瑞龄、于照、汪溶、秦裕、孙诵昭、徐操、张启宗、赵恩熹、王雪涛、刘恩涵(凌沧嗼、周德明、吴显曾(吴熙曾的弟弟嗼、周仁、徐慧等人。这种组织结构对于后来湖社画会的组织方式起到了极大的参照作用。入会的会员称为研究员, “研究员不分男女,以能画及有正当职业之人介绍,以作品送会审查,认为可以造就者为合格,五年期满,成绩合格者给证书,升充助教” ,并自始至终对学员免费。最初参加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有三十余人,除了金城、周肇祥以外,还有陈师曾、贺履之、姚华(茫父嗼、萧谦中,以及徐宗浩、颜世清、杨葆益、金章、陶宝如、陈汉第、陈半丁等。由于周肇祥、金城、陈师曾等人的号召力,使得人数很快增至二百余人。而到了一九四七年,据统计已有会员一千余人,学成出任教职者就有百余人,遍布北平、天津等地区。仅仅根据现有的资料还无法证实这一统计是否可信,但是有一点可以断定,中国画学研究会确实是当时北方地区最大的、活动时间最长的传统绘画团体。




(三) 中国画学研究会日常活动


中国画学研究会每逢三、 六、 九为固定的例会日期。评议们悉心指导,启迪后进;研究员们努力研究,力争上游。 目的在于会员之间相互切磋画艺和授课。 中国画学研究会采取集体授课与个别授课教学形式, 并以“精研古法” 为目的, 以临摹为手段,在临摹中又以临摹古典原作和老师作品两种学习途径, 对中国画的技法和理论进行较深入地研究。 这些学习方式与内容在中国画学研究会中的教学体系中是相互交叉的, 很难完全分开来谈。首先,集体授课的形式兼有教学、交流双重功能,而且定期举行,因此也可称为例会。 例会会场悬挂名人字画,即有古代名家作品,也有会中评议的作品,大家共同欣赏,这是一种文人雅集式的授课形式, 同时兼有会员间相互讨论、 切磋的功能。老师不单独教授某一位学生, 而是集体讲授, 后来成立的湖社也基本上沿袭了这种例会形式。 由于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早期评议, 在绘画以外还都精通博古或富有收藏,可想而知会场上所悬挂的作品的质量还是相当高的。其次,以师徒相传的个别授课形式,“其教人则各就其性质所近,志趣所向之,而为之指导及改善单人教授,故进步神速,各自有其成就” 。作为中国画学研究会主唱人之一的金城通常将弟子们召集在一起上课, 每月三到四次,并亲自加以指导,这些弟子大多成为日后湖社在教学方面的主要力量,更由同门再授画学,他们对于金城艺术理念的张扬起到了重要传承作用。

中国画学研究会作为一种正规美术教育的补充形式, 会中的一些评议除了本会的课程外, 还同时在北京的其他学校教授中国画, 先后在北京艺专、 京华美术、 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 最多时学成出任教职的会员达百余人之多。



(四)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展览


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展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与日本举行的四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 ,这几次展览会与金城以及后来湖社的成立都有极大的关系。 这四次展览的时间分别是嗥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一九二二年五月、 一九二四年四月、 一九二六年六月。并轮流在北京和东京举办。 纵观此四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览的史实,可归纳以下几点;第一, 中日联合绘画展览是二十世纪初中日两国针对传统风格的较大规模的交流活动,具有民间操作、 政府支持的性质。历次展览参加人数众多,展览作品数量巨大, 且题材与风格多样, 从客观上有效地联合了中日两国画家,促进两国画家相互借鉴、 相互切磋、取长补短。第二,中日绘画联合展览是中国以金城、 陈师曾为代表的美术民族化运动, 运用外部势力加强自身能力的有效尝试。第三,齐白石在陈师曾的帮助下, 参加了中日第二次绘画联合展览,得到空前好评,所带作品全部售出,法国人还在东京挑选了陈师曾和齐白石的作品带到法国参加巴黎艺术展览会。 日本人也将齐白石、 陈师曾的作品和生活状况拍成电影,在东京艺术院放映。由于此时正值齐白石的衰年变法期间,因此他画风的变化得到了艺术界的认可, 中日联合绘画展起了积极的催化作用。

此外,中国画学研究会还定期举办成绩展览会。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七年间共举办成绩展览会二十五次,以此推算几乎每年一次。每次展览全体会员都会参见。 从展出题材上看, 山水、 花鸟、 人物、 走兽都有,并且工笔写意各善其胜。相应的《艺林(旬嗼月刊》也在展览之后会选择部分作品发表, 其中以创办人和评助的作品为主, 有时也选登普通会员的作品。







编辑 │ 冯冬

来源 │ 荣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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