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书法自小楷入手，尊魏、善隶，及长真草行隶无所不涉，非专事一帖一碑或某家某派，其书碑味帖气兼而并存，拙媚相生，重神轻质，不雕不琢率真而为。其画宏幅巨制、尺素小品皆恣肆挥洒，笔墨韵致、审美情趣狂怪生猛，自出机杼，舍巧得拙，避妍趋丑，拒熟还生；弃轻薄而就凝重，远阴柔而近阳刚，善作长跋短题，诗书画相得益彰，才情毕现。

从艺八十年来，王学仲先生殚精竭虑，矢志不渝，清而不激，和而不流，博观约取，厚积而薄发。深居高校，远离俗流而不失学术高度，不趋时风而不忧，不避“狂怪”以应俗，既使一时世人不解亦泰然处之，纵有孤寂冷落亦如踱闲庭，此等心境，如此定力，足令晚生后辈为之肃然。但是，论艺及人，不为贤者讳，当是为学之道。王先生之诗文亦有应时谀辞，违心颂扬之作，其书其画似有求恣肆而失谨严，重率真而近率意之瑕；其书尚一书一格，山水人物一画一式，虽面目多样，却难精于一统。此乃笔者浅识管见，自是瑕不掩玉，且于当下画坛一味追求逼真纤细，大不见笔，小不见墨的淫巧之风亦未必不是一剂良方。

王学仲先生勤于著书立说，当是他对中国艺坛的又一重要贡献。他屡屡掘幽发微，独创新见，“碑、帖、经书分三派论”、“书画四象说”、“美术思潮东移说”、“崇敬行为与艺术社会说”以及“秉于天性，昭于时代，诉于心象，恥于苟同”的现代书法观等艺术理论，不仅推动当代亦彪炳史册。

行文至此，便有一个疑虑萦绕心间，不妨记下，供方家思之。当下评论界和王学仲先生论及他与徐悲鸿的师承关系及其学术思想时，大多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笔者以为，辨清此事不仅对探究王学仲艺术大有必要，而且，对厘清传统与现代、东西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亦有所助。

众所周知，徐悲鸿先生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早年受“五四”运动洗礼，得到“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的提携赴法求学，弃风头正劲的现代艺术而衷情于写实主义绘画，斥文人画为“八股画”，力主以写实主义绘画改造中国画。抛开其中功过是非不论，徐悲鸿先生的艺术主张和教育思想从民国到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体系中深深地影响至今。令我们不解或令徐悲鸿先生始料不及的是，为追随徐先生“三上美院”，入学即遭徐先生“三怪”（诗、书、画）贬评的王学仲，一生的书风、画风及其艺术主张皆与乃师相异，偶作油画亦是明显的现代派，与徐悲鸿先生推行的写实之风背道而驰。固然，学师不必似师。但以王学仲先生对乃师的终身服膺的崇敬之情，却如此师承似不多见。是钟爱传统，故习难改？抑或对徐悲鸿改造中国画的“美术革命“早有辨析而不便言说………此中原由，笔者没有当面请教王先生，不好妄断。如若有志于此的学者深入研究，或许对当代艺术教育亦不无裨益。

如今，王学仲先生早已桃李满门，或诗或词，或书或画，专攻一途者众，诗、书、画、印四艺皆能者尚无一人。放眼全国，文人画的末路衰亡似可折射出我国重技轻文教育模式的短视与急功近利。钱学森晚年喟叹当今的教育难出杰出人才，引起不少国人共鸣，其实这话说的委婉而不客观。因为，此忧并非始自今日，百年前打倒“孔家店”已造成传统文化的断层。自六十年前开始的一系列残酷激烈的政治运动，到“文革”将传统的文化、思想、风俗、习惯定为“四旧”，彻底废黜了传统价值观。三十年前虽然恢复了高考，培养的却是应试学奴，专业越分越细，学文不学理，学理不学文，学科随行就市。如今的学校充斥着衙门式的官场气与铜臭，经营的却是有学历而无文化的买卖，若出杰出人才岂非怪事！具有黑色幽默的是，每个独生子女的家长却作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美梦。 其实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并不是什么杰出人才，也不是什么大师，更不是伟人，而是令全体国民拥有起码的精神修养、个人情怀的普通人，培养文化知识结构合理的通才。而这，需要返本归源，回归教育正轨。若如此，假以时日才能有望拯救已濒灭绝的文人画，否则连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格也失去了。论及至此，王学仲这一最后的文人画家是有幸还是不幸呢？

本人瓮牖绳枢，学迂才下，芜文浅见，还望方家匡谬顾误，时赐教言。

2010年3月写于天津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