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奎龄

刘奎龄是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家。不仅艺术遗产无人继承，艺术成就也未得到应有的地位。至今，他仍是一位孤独的前行者。所以，在此纪念刘奎龄，可以说是意义非凡。这对重新定位刘奎龄的学术价值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通过刘奎龄艺术个案，反思自“五四”以来，提倡以西画改造中国画，以及中国画在当下语境中如何取向，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迄今为止，刘奎龄的艺术，无论在理论界、评论界，还是拍卖市场，以及审美习惯，都被严重的低估了。不论从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还是“用西画改造中国画”的角度出发，刘奎龄都是一位开一代先河的伟大画家。因此，如何评价和定位刘奎龄，已经是一个大问题了。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让文化精英们强烈地感到中国文化传统的腐朽不堪，必以它山之石进行维新改造，否定传统，学习西方，求新求变成为主流，年青的刘奎龄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学习成长起来的。还有一个文化背景，也不得不说，就是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绘画也传入中国，一个学中国千年的学生，在脱亚入欧之后绘画竟有了新的面貌，这种变化不能不让刘奎龄感到惊讶。更重要的是“五四”前后，文化界也弥漫着想从“四王”走出来的求新氛围，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刘奎龄，同时也坚定了他要走融西汇中的决心。

但是，若要准确地评论刘奎龄，就不得不提到两个人———郎世宁和徐悲鸿。其实这两个人与刘奎龄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举他们二人是因为他们对中国近现代画坛的影响巨大。

郎世宁是个意大利传教士，但没听说他传过教。在这里我不能不跑一下题，首先声明，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仅作为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来表达一些看法，因为这也是校正一个所谓大国弱势心态的问题。就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有很多的誤解，有些至今也没弄清楚。

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来中国拓荒，大致有两个途径，首先是先立足，普遍以办医院、育婴堂等慈善开路；或以自己的专长施以影响。也是意大利传教士的利玛窦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来到中国，为我们带来了现代数学、地理、逻辑等现代文化。有很多人都不清楚，象中国的“农历”历法也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明万历年间编著的。这会很让我们狭隘的人们气馁了一下。文化就是这样由高向低流动。传教士们这种“曲线传教”，并为我国带来文明的精神，本应让国人敬佩，但大多国人认为西方的都是“奇技淫巧”。清朝的昏庸，国民的愚昧，对外来的宗教文化抵制甚至冲突，在天津就发生过“火烧望海楼”的教案。传教士在中国“拓荒”受到抵制，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因素。以至今天还有些人对西方的传教士有着很大的偏见。以致近现代以来，史学界都一味地将传教士当作西方列强侵略的先头军，这种缺乏学理上的辩证分析，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的弱国心态。前不久，天津望海楼教堂外的宣传牌上还赫然标注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文字。这是题外话了，对不起，扯远了。

回到郎世宁，这位在西方甚至在意大利都籍籍无名的画家，却是第一个以巴洛克的画风打动了康、雍、乾三个中国皇帝的画家，其影响不可谓不大。说起巴洛克，我们会想起鲁本斯、伦勃朗、委拉斯开玆……等一连串的大师，他们的画，都有着精准严谨的造型、迷人变换的光影明暗、丰富细腻的色彩。郎世宁很是聪明，他减弱了光影明暗以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采取散点透视与开合范式，以及平光设色，不仅为帝王造像，更学习中国画的勾皴点染，用中国人的工具材料，以中国画的构图、章法也创作了大量的花鸟、动物等中国画。这些作品大多仍保留了造型精准的“像”，（恰恰是这个精准的造型，和明暗关系影响了刘奎龄，这暂且不说，后面详谈）与高纯度的色彩，如果，当然仅仅是如果啊，若郎世宁就此将这些在中国学来的观念、范式和技巧带回欧洲，融入油画，或许获得更大的成功，说不定在西方美术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其影响也比日本的“浮世绘”对西方的震撼要大的多。那么，郎世宁的国画在中国的影响如何呢？客观地说，他虽然承袭了中国画的章法范式，但皴染方法的不足，很少或不用墨的设色，使画面缺少了“灰”色，高纯度的色彩，就让作品偏向艳俗，因此失却了中国画的意境和格调，也因此不入文人雅士之眼，甚至连他的精准造型也与“文人画”所推崇的“意象”造型相去甚远，因此，郎世宁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并不高。

不管彼时或今天，如何评价郎世宁，有迹可循的是他依据解剖学的精准造型和明暗的结构关系还是对中国有心求变的画家产生了深深的影响，比如溥佐的父亲载瀛画的马就与李公麟、赵孟頫有了很大的区别，他明显地借鉴了郎世宁的造型与明暗关系。而刘奎龄则更是全面地吸收西方绘画中的营养，这可以从他早期画插图时就可明显地看出已经运用了水彩画的技法。他和所有天才画家一样，不仅精于静观默察，融西汇中，在反复的实践中创造了很多新的技法，他首先摒弃了中国传统的“意象”造型。解剖学进入中国是很晚近的事情，学医出身的鲁迅就鄙视中医，也尖刻地调侃过中医，将人的腹部视作一个口袋，并不知道五脏六腑具体的位置。在绘画方面也因不明解剖和结构的概念，因此也就弱化了光影明暗。我没有资料证明刘奎龄是否学过解剖和透视，但他别开生面地以生动严谨的“形”和生活意趣的“神”相结合，用新的“形神兼备”的理念，付诸于实践。今天我们不必对他作全面的评论，可不妨从几个细微处说起：在他众多禽类体裁中所画的羽片来看，大多先以淡墨勾出羽片的轮廓，不是按传统平光的“阴阳”的方法，在羽根处平均通染，而是按整体结构的明暗关系处理，或深或浅、或实或虚也把握着整体的素描关系，着色时，有意降低色彩纯度，多用复合色，仍按色彩关系或深或浅，或“挤”或“盖”地追求整体的透视关系，更令人叫绝的是，他画的大公鸡，黑色尾羽上竟泛着绿色的反光，这是充分地借鉴了西画的方法，而又毫不突兀。千万不要低估了这一点，中国画能出画反光？！这是对中国画绝大的贡献！可惜的是，这一方法至今还少有人学习继承，也正因此，这个贡献就显得十分地独特。再比如，在他种类繁多、姿态各异的动物类作品中，无不造形准确而精美，他独创湿画絲毛法，按结构转折或深或浅地“絲毛”，既重光影又有着毛绒绒的效果。在“勾”线上，也摒弃了通勾外轮廓线的传统方式，仅在骨骼转折处作“虚入虚出”线，以与“絲”出的线相融相接，这就更接近皮毛真实的质感，着色也不通染，而是按结构色泽的深浅变化也用颜色或染或絲，在腹部白色皮毛的外轮廓处则以墨色或环境色“挤”出。因此，刘奎龄画的动物，无论虎、豹、狗、狼、牛、羊………或动或静，或覓或憩，都形象生动逼人。另外，他画树也用山水画“小斧劈”的方法以增强枝干的结构关系。刘奎龄将西画中的解剖、结构、光影融入中国画，在色与墨的运用上力避“色炽墨张”，使画面清新淡雅又坚守了笔墨韵致，可以说正是这一点，刘奎龄的作品在格调上既保持了中国画的品味，也远远超过了郎世宁。他以独创的绘画技法和理念颠覆了千载不易的中国画“六法”传统，是个超越前人的全能型的绘画大师。

《上林春色》 刘奎龄 作

有人说，徐悲鸿对刘奎龄的出名起了很大作用，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一是徐悲鸿见到《上林春色》时，刘奎龄早已是成熟的画家了。二是不久徐悲鸿就逝世了，助推作用并不大。但是，徐悲鸿“用西方绘画改造中国画”的艺术主张，还是与刘奎龄相契合的。

凭心而论，徐悲鸿本人在践行自己的艺术主张上，却难尽如人意，除了水墨的马和素描，单就《愚公移山》、《九方皋》等代表作，在造型结构、光影的处理上就远不如刘奎龄与蒋兆和，当他看到《上林春色》顿觉自己的艺术主张与刘奎龄的艺术实践不谋而合，其喜悦激动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大不敬地说，徐悲鸿“以西方绘画改造中国画”的主张，也似有失严谨：有方向，无方法；中西占比，难分主次，让人莫衷一是。我想，清末洋务派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没有挽救清王朝的覆灭，但若改成“中画为体，西画为用”来评价刘奎龄的艺术可能倒是挺贴切的吧。

刘奎龄天赋异禀，眼力和悟性极高，是一天才型的画家，他很少与同道交流，坚韧而孤寂地踽踽独行。他身上有着从民国走出来的学者气质，正是他这种融西汇中，穷追其理，锲而不舍，敢为人先的精神，由技法到绘画观念、由体裁范式到绘画体系的形成，使他这样的伟大画家不仅为中国画闯出一片新天地，也理应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

那么，这位取得那么大成就、能够而且已经改变了中国美术史走向的人，为什么至今仍被严重的低估了呢？

确实，刘奎龄其画不彰，其名不显，甚至不如专于传统的同代画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花鸟画既不符合“文艺为政治服务”，动物走兽也难以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随着政治运动不断地深入，花鸟画已沦为“封资修”的产物，被当作批判对象。逼得一些山水、花鸟画画家不得不在画中添加工农兵的形象，以期达到政治要求，刘子久、潘天寿、费新我等画家都画过这类的画。

在“政治统帅一切”的社会背景下，花鸟画已被视为“历史的垃圾”，刘奎龄的作品难于或禁止发表，不能参加展览就是必然的了；理论界和评论界也都忙于宏大题材的表述，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文革结束，刘奎龄被冷落正正三十年！他的画册出版已是改革开放以后，彼时又正值西方现代艺术大量涌入，中国画家和出版界、评论界、理论界又一窝风地玩现代派去啦。再也无人关注、学习刘奎龄那费时费力的画法了。所以，在刘奎龄画风成熟时期就遭到了这样的时代冷遇。

《武松打虎》 刘继卣 作

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继承者太少。在刘奎龄的子女中，刘继卣最为突出，不仅全面继承家传密笈，并将其发扬光大，《大闹天宫》、《武松打虎》、《穷棒子扭转乾坤》、《东郭先生》………等一系列的连环画作品、各种写意动物的大幅巨作，也是一位极其勤奋的天才大师，作品获奖无数，其影响甚至超过乃父。父子俩都是大师而又少有后来者，也就难以形成流派。他们都是天才，他们的画，几乎张张都是精典，画得太好啦，让人学都太难啦！既让后学者望而生畏，也让同代从业者产生危机感，不敢正视也不于分享或传播。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画坛喧嚣浮躁，急功近利，更少有人耐得住寂寞，研习探究刘奎龄的艺术。其孙刘新星本能得其真传，无奈英年早逝，时至今日尚未见继其大成者。

我们都会相信，虽然目前刘奎龄的艺术后继乏人，但他的绘画作品一定会流传下去而不朽，将来也一定会有继往开来者，将他的艺术发扬光大的。

谢谢大家。

（根据发言整理，略有删减）

——————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