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期的湖社与京津地区画家(五)

2024-06-08

文|李松


六、余论



1. 湖社内外

20世纪早期活跃于北方地区的画家还有不少人,他们与两个画会有着或亲或疏的联系,他们的作品、论著在两个画会的刊物上得到应有的推重。
湖社画会内外的画界精英,大多在当时北京地区重要美术院校如国立北平艺专、辅仁大学美术系担任教职,画会与学校的美术教学互为表里、相互增益,构成这一时代京津地区中国画人才成长的良性大环境。
这一时代的画家学养、见识、文化结构与前代有很大不同,北京地区特殊的人文环境,故宫皇家藏品的面世和大量的私家书画文物收藏,使人们对传统有一个新的认识。不少人曾负笈海外留学,有更为广博的见识,加之出版物的介绍,南北之间、中外之间有更多的交流。他们在艺术观上不尽相同,但在维护传统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最先提出的“精研古法,博采新知”在当时并不是一个保守观点的口号,而具有相当的包容性与开放性。
从20世纪早期北方中国画创作的整体面貌上看,中国画的三个主要画种,以花鸟、山水画成就最为显著,走兽题材也有新的面貌。这个时期的山水、花鸟画创作,上溯宋元传统,融会南宗与北宗、院体与写意,重视写生,并适当吸收一些西画的用光和色彩因素,形成一种与清代有所不同的艺术面貌,已经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但在作品的意境上尚未能突破前人的藩篱,感受不到新的时代气息。
人物画比较弱,徐燕孙和陈缘督、刘凌沧、吴光宇、任串英、王叔晖等人物画家三四十年代的作品,比较娴熟的还是古典题材,画现代人物显得力不从心。俞明(1884—1935)将陈洪绶、任伯年笔意带入北方画坛,所表现的主要仍是富于古意的仕女画。
这是一种时代的局限,所局限的也不仅是北方画坛。

2.齐白石与20世纪40年代京津画坛

20世纪40年代北方地区经历了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时代和内战时期,中国画的发展失去了早先的文化环境,湖社和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活动在40年代初相继消歇,然则它们留下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两个画会和美术院校培育的中国画人才,在后来的发展中起了薪火相传的作用,在五六十年代,成为美术院校中国画教学和新成立的画院领导与创作骨干。
20世纪40年代,齐白石的影响日益凸现,成为这一时期的北方中国画界最具影响力的画家。
陈半丁、陈师曾、齐白石三人的艺术都曾受到过吴昌硕的影响,以其雄健的画风丰富了北方画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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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


齐白石(1864—1957),原名纯芝,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别号借山吟馆主者、寄萍老人等,湖南湘潭人。早年当过木匠,后来结识胡沁园、王闿运、樊樊山等文人,学习诗书画和篆刻,开始由民间画师向文人画家转变。40岁以后,走出家门,“五出五归,身行半天下”,眼界大开,在北京等地见到了八大山人、徐渭、金冬心等人的作品并受其影响。
齐白石几次到北京,1919年57岁时正式在北京定居,以卖画刻印自活,他的画风不能见容于北京画界,因而产生一种强烈的挫折感,他的一些印文如“一切画会无能加入”“吾草木众人也”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齐白石的绘画在20世纪20年代初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在与陈师曾相识后,接受了陈师曾的劝告,自出新意,变通画法,舍弃了原先喜爱的八大山人的冷逸风格,“自创红花墨叶一派”,画风趋向于雄强、热烈、雅俗结合,其间明显地是受到吴昌硕金石意味大写意画风的影响。齐白石将徐渭、八大山人和吴昌硕视为学画的楷模,“吾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1922年5月,金城、陈师曾等赴日在东京举办第二次中日联合画展,陈师曾携去齐白石作品同时展出,获得成功,齐白石的画全部售出,花卉每幅卖到100银元,山水卖到250银元。而当时齐白石在北京的润格仅为同时其他画家润格之半。齐白石激动地赋诗道:“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平生羞杀知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海外信息反馈,有力地提高了齐白石在画界的地位。[24]
齐白石的诗、书、画、印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艺术上的高峰时期,许多精品都产生于这一时期。在北平沦陷期间,齐白石婉拒敌伪官方各种应酬活动,并在1939年贴出“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的告白。抗战胜利之后,重又挂出润例,恢复了卖画治印生涯,画名益盛。
晚年的齐白石曾经担心过未来岁月人们会不会认同他的艺术:“污墨误朱皆手迹,他年人许老夫无?”(《年八十•枕上句》)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得到了一位艺术家在当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中央美术学院荣誉教授。1953年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化部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他被授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获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身后又被选为世界文化名人(1963年)。
齐白石直至逝世前,始终没有停下画笔。继承他的艺术道路的有李苦禅、李可染、王雪涛、邱石冥(兼师王梦白)、许麟庐、娄师白等众多弟子。
齐白石的艺术在20世纪20年代曾受到林风眠、徐悲鸿的推重,聘其为艺专教授。徐悲鸿认为齐白石是老画家中最具时代气息者。齐白石除陈师曾外,与周肇祥、胡佩衡等也有不少交往。《湖社月刊》《艺林月刊》对齐白石也多有推重,而在艺术观念和创作道路上则与湖社的主张有鲜明的不同。
齐白石艺术的成熟和获得社会公众认同,似乎可以说是意味着北方画坛由于创作取向的转换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与齐白石同辈的老画家黄宾虹滞留北平的古稀之年在山水画创作方面也达到艺术的高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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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


黄宾虹(1865—1955),名质,字朴存,曾用予向、大千等笔名,晚年以宾虹为名,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浙江金华。
黄宾虹是一位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杰出画家,也是一位精通文史、金石,著作等身的学者。中年到上海,参加国学保存会,编辑《国粹学报》,后来参与创办以文学宣传革命的南社。在沪30年,一直从事创作、著述和编辑、教学。编辑出版了《美术丛书》《神州国光集》等书刊,是中国金石书画艺观学会、贞社、寒之友社、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等社团的重要成员。1937年后滞留北平10多年,执教于古物陈列所和北平艺专,平日杜门作画、著述。1943年,在上海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八十书画展览会”,1947年应杭州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之邀,经沪赴杭任教。1949年后曾任北京民族美术研究所(今中国美术研究所)所长、华东美协副主席。
黄宾虹留有大量画史画论、金石学研究著作,并总结了用笔五字诀(平、圆、留、重、变)与用墨六法(浓、淡、破、积、焦、宿)。黄宾虹一生遍游名山大川,山水画创作从黄山、新安画派入手,上承北宋,注重内美,早年画风清淡秀润,晚年转向于浑厚华滋,研究者称前者为“白宾虹”,后者为“黑宾虹”。他是近世最具文人品格素养而又能参透画理的一代山水画大师。
20世纪40年代北方中国画界还有两件事在当代美术史上留下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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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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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1943年10月,蒋兆和(1904—1986)汲取西画素描技巧创作完成了巨幅人物画长卷《流民图》。蒋兆和作于此一时期的许多表现社会下层人物颠沛艰困生活情景的人物画是这一时期最具现实意义的人物画作品。
再就是1947年,徐悲鸿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期间爆发的一场关于中国画教学内容的论争,有三位国画教授罢教,提出改善国画组设施的四项要求,并散发“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的传单,北京国画界耆宿陈半丁、寿石工、溥雪斋等许多人在报刊著文批评徐悲鸿。徐悲鸿为此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新国画建立之步骤》,重申注重素描训练的必要性,反对模仿古人作品,提倡师法造化的主张。
这一争论是五四以来关于中国画发展问题论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又发展为虚无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点,此又是后话了。


注释:
[16]当时在北洋政府中任内务总长的是著名建筑学家朱启钤(1871—1964),应是他给予此项建议以有力的支持。由金城所监修的工程,推测应是在故宫西华门内咸安宫旧址上修建的二侧楼房宝蕴楼,用于储存古物陈列所负责保管的文物,191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见《故宫博物院历程》第59页。
[17]史树青《琉璃厂杂记(周肇祥著)序》。
[18]承故宫博物院单国强先生见告。并参见王树卿、邓文林《故宫博物院历程》(1925—1995),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19]包立民《张大千艺术圈》第113—114页,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
[20]裘柱常著《黄宾虹传记年谱合编》第71、第185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
[21]王树卿、邓文林《故宫博物院历程》(1925—1995)第59页。
[22]金城《画学讲义》也收录于安澜《画论丛刊》(下),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2月第1版。编者在《校勘记》中说:“是编依金北楼先生手稿本排印。因系教授弟子时随手所撰,未及修改,即行病故。故编内次第不甚严密,间有重复,此略就各类排比先后,并其间愤世嫉俗、感慨时风之语,以无关画旨,酌行略去。”《画论丛刊》辑本与《湖社月刊》第1—100期所连载的在内容排列、详略上有所不同。
[23]陈独秀《美术革命—答吕澂》,原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8年1月。
[24]见《白石老人自述》,岳麓书社出版,1986年第1版。

(本文选自北京画院编《京派绘画研究》)


来源 │ 北京画院

编辑冯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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