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松

20世纪前期，中国画坛形成鼎足而立的大格局：

在上海和苏州、杭州等地区以吴昌硕为首的海上画派，对全国各地发生着深远的影响;

北方地区，以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为中心形成京津地区画家群;

广州地区，活跃着以“二高一陈”为领袖的岭南画派。

南北辉映，相互增益，在二三十年代，共同促成20世纪中国画创作的第一个兴盛期，并对后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20世纪初期的北京绘画社团与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

20世纪初期，画会组织集中于上海、杭州以及广东等地区。万青力《南风北渐：民国初年南方画家主导的北京画坛(上)》一文指出，北京地区较早出现的绘画团体是1915年由余绍宋发起组织的“宣南画社”，那是由司法界一些书画爱好者参与的一种自由聚会，“邀请同年进京的江南名画家汤定之先生指导……后来梁启超、姚华、陈师曾、贺良朴、林纾、萧俊贤、陈半丁、沈尹默、萧谦中、郁曼陀、王梦白等也来参加，有的定时，有的不定时，每次聚会最多时达二三十人”。“每周聚会一次，吟诗作画谈艺论文，地位不分高低，来不迎，去不送，属于结社松散的定期雅集性质。”[1]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宣南画社”的陈师曾、姚华、贺良朴、萧俊贤、萧谦中、陈半丁、林纾等人正是以此为起点，逐步形成北京画坛最活跃、最富于实力的画家群体。他们之中多数人成为嗣后出现的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等团体的发起者或支持者。

蔡元培

1916年12月，身兼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法国接电召回国，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次年1月正式就任之后，将北京大学办成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蔡元培在北大倡导美育，设美学及美术史课程，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讲授，蔡元培亲自担任美学课，并倡导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主持;画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等人讲授，比利时画家盖大士(Kets)教油画;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学。[2]

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2月，研究会的活动得到北京大学教师李毅士、钱稻荪、贝季美、冯汉叔等人的赞同，并得到校外名家陈师曾、贺履之、汤定之、徐悲鸿等人的指导，制定简章，后来又陆续聘请了一些画家担任导师、会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旨趣书》中说：“本会画法虽课余之作，不能以专门美术学校之成例相绳，然既有志于研究，而承专门导师之督率，不可不以研究科学之精神贯注之。”[3]他要求学生多作实物写生并持之以恒。“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美虽由于天才，术则必资练习，故入会后当认定注意，誓以终身不舍，兴到即来，时过情迁，皆当痛戒。”而在学习内容上则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聘请了不同画风和艺术观点的画家任教。

北大画法研究会1921 年的会员合影

图片来源于《从画法研究会到北大的美术学科——寻找自己的历史坐标》

研究会允许学校师生自由参加，开始时有30多人，后增至70多人，其中学习中国画的有50多人，除课堂讲授外，还安排了观摩借展的古画、参观故宫古代绘画陈列、看画展、组织野外写生、举办成绩展览等活动，使学习内容丰富而生动。

几位导师中，李毅士(1886—1942)于1907年入英国格拉斯哥美术学院学习西画，回国后，曾与陈师曾、郑锦等任教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图画手工科。后来应蔡元培之聘，在北京大学理工学院任教。他致力于中西画法的结合，创作具有现代感的人物画，曾创作《长恨歌诗意图》行于世，在写生教学方法上，他与徐悲鸿观点一致。

徐悲鸿(1895—1953)教人物画与水彩画，曾于1918年7—9月带领学生去北京西山旅行写生，作示范和现场指导。[4]他于1919年初获准以官费生资格赴法国留学，离开北京大学。同时辞去导师工作的还有教花卉的陈师曾(1876—1923)。之后郑锦(1891—?)接替徐悲鸿担任水彩画教学。

陈师曾与两位资深的山水画家贺履之(1860—1938)、汤定之(1878—1948)都是920年成立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倡议者和早期的评议(导师)。

《绘学杂志》

图片来源于《从画法研究会到北大的美术学科——寻找自己的历史坐标》

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出版了专业刊物《绘学杂志》，由胡佩衡(1892—1962)主编，共出版4期(1920.6—1921.11)。曾发表一些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理论文章，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和陈师曾的《文人画之价值》等。

徐悲鸿的文章是1918年5月14日在画法研究会所作的《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演讲稿，为徐悲鸿第一篇论述中国画改革的理论文章，也是20世纪早期有关中国画发展问题富于创见的理论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由于“守旧”致使中国画学颓败至极，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的著名主张。

陈师曾先后在《绘学杂志》发表《清代山水画之派别》《清代花卉之派别》《对于普通教授图画科意见》《绘画源于实用说》《文人画是进步的》等文章，而《文人画之价值》一文则是针对由于受到异质文化冲击而出现的否定中国传统绘画的思潮，从中西艺术的比较中，为中国文人画作出界定，阐明文人画的渊源、精神特质，指出绘画的本质“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所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文人画首重精神，不贵形式……纯任天真不假修饰，正足以发挥个性振起独立之精神”。他提出：“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文人画之价值》是第一次对文人画艺术作出现代的理论概括和总结。陈师曾的其他几篇文章后来《湖社月刊》曾予以转载。

二、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缘起与东方绘画协会

中国画学研究会于1920年5月29日在北京东城南池子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正式成立。发起人为当时北京地区画界领袖人物金城、周肇祥、陈师曾等人。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立得到了大总统徐世昌的支持。金城、周肇祥先后担任研究会的会长。

中国画学研究会成员合影

图片来源于《中国画学研究会与金城、周肇祥关系考》

研究会提出的鲜明宗旨是“精研古法，博采新知”。后来，周肇祥将这一宗旨进一步解释为“先求根本之稳固，然后发展其本能，对于浪漫伧野之习，深拒而严绝之，以保国画固有之精神”。[5]

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活动，一是教授学员，推动中国画创作;二是组织中日两国绘画联展。1920年至1926年，分别在中国和日本举办过四次中日绘画展览会。

中日绘画联展的活动有着复杂的背景，甚至是中国画学研究会组织的起因之一。

燃犀在《东方绘画协会原始客述》一文中谈到中国画学研究会组织的经过：

“民国七八年间，我国总统府顾问板西利八郎氏屡欲介绍日本画家来华开会，与周肇祥、金绍城、颜世清等谈过多次，只因我国画家散漫无团体，而又不宜终拒，周金二人遂与同志组织中国画学研究会，一面联合画家，一面训练人才。”[6]

日本画家渡边晨亩在悼念金城的文章中回顾这段往事，可以作为前文的参照：

“爱于民国九年，广集同志，并承徐大总统之赞助，创设中国画学研究会，与周氏同就会长之任。在政变多端民心摇动之漩涡中，毅然谋美术之发展，对于吾人曩昔所提议中日艺术提携，极为赞成。因商及日本国同志，协同研究东洋美术，穷其蕴奥，借以发扬神妙精华，虽值民八(1919年)以来，排日思想澎湃之际，进行诸多困难，终以不挠不屈，竟能于十年(1921年)十一月，在北京欧美同学会开第一次联合绘画展览。”[7]

渡边晨亩文中所说“民八(1919年)以来，排日思想澎湃”指的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这段话反映了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时期和进行中日两国画家联合画展之时，所处的复杂历史环境。

由于有徐世昌等政界大人物的支持，周肇祥、金城等也都栖身政界，而使得研究会的组织很自然地染上一定程度的政治色彩。其活动的时间，又适逢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不久，也就难免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显得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些不大谐调。

但据研究者考证，中日画家交流实发端于民间活动，最初是由日本画家渡边晨亩提出的，得到中国画家的响应。其时间在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前两年，即1918年年底。[8]

就当时两国绘画界的处境而言，开展两国绘画界的交流与合作，也反映了当时的现实需要。

从中国方面说，五四运动前后，传统的中国画正处于发展的转折点上，自从19世纪后期以来，西洋美术在中国的传播，动摇了中国画一统天下的地位，传统创作模式与变化了的生活环境、审美需要不相适应，认为中国画已经式微，要求改革的呼声日高。1915年古物陈列所向社会开放，人们从宫廷旧藏中见到了古代绘画面貌的丰富多样和技艺的高度，突破了文人画视野，看到了中国绘画发展的新契机。另一方面，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借鉴西方经验，从殖产兴业的需要出发，兴办博物馆，建美术院，办全国性美术展览，成为美术事业发展的强大支撑。而新日本画在解决立足本土、借鉴外来、创造新的艺术面貌方面的经验，对中国画也有直接参照意义，在19、20世纪之交，何香凝、高剑父、姚华、陈师曾、李叔同等接踵赴日本学习美术，中国画学研究会“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宗旨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

在日本画界，有富冈铁斋这样的泰斗和美术史家大村西崖等人，对中国文化和绘画艺术有很深的理解和感情，积极推动中日两国的艺术交流。而当时日本画界存在着新派与旧派的对立、潮流的更迭。新日本画的主流派画家横山大观等人的创作实践也常遇到阻难，需要获得认同和支持，他们需要从与中国画界的联合与互补中，加强与西方艺术潮流相抗衡的信心和力量。所以很多日本代表性的画家都积极参与了中日联合画展的活动。中国代表性画家吴昌硕、齐白石等人的作品在日本展出和宣传介绍，对日本画界曾产生深远影响，有很多崇拜者和研究者。

中国画学研究会前期(1920—1926)以研究会为主，联络南北方画家，与日本画家联合举办过四次中日联合画展：

第一次：1920年11月在北京东城南池子欧美同学会举行，中国南北方重要画家大多参展。日方参加展出的有山田敬中、胜田焦琴、中村岳陵、渡边晨亩、荒木十亩等。

在北京展览结束后，移天津河北公园商业会议所继续展出。

民国十一年金城、陈师曾等赴日举办“中日绘画联合第二次展览会”

图片来源于《从民国北京画坛的一次事件看金城陈师曾画学主张》

第二次：1922年5月，在日本东京府厅商工奖励馆举行。

中国画家金城、吴镜汀、陈师曾携京沪画家作品400余幅赴日参展。

第三次：1924年4—5月，在北京、上海两地举行，得到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9]支援，参展画家范围扩大。渡边晨亩、荒木十亩、小室翠云等12名日本画家来华访问。

中国参展画家100人，作品250幅。

日方画家50人，参展作品200余幅。

第四次：1926年6月，在日本东京府美术馆展出后，7月移往大阪市公会堂展出，规模特别盛大。

中国参展作品数百幅。

日本方面，川合玉堂、横山大观、小室翠云、荒木十亩、竹内栖凤、堂本印象等帝国美术院画家皆有作品参展。

中国方面，金城、周肇祥、金开藩、钱瘦铁等画家赴日参加展览活动，并与日本政界、画界进行了广泛的联谊活动。周肇祥的《东游日记》(刊于《艺林月刊》)详记了这次活动的全过程。

这几次展览都是南北方画家共同参加的。第四次交流活动，访日画家原定请南方画家庞莱臣、吴湖帆参加，未果。其时，日本画家建议成立一个永久性的机构—东方绘画协会。经过反复磋商，制定简章，议定双方各置正副会长、干事，一切平等，会员分正式会员与特别会员两种。具体任务为：①举办绘画展览;②两国艺术往来及考察;③其他有关东方绘画研究、发表之事。经费由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内提拨。

联合组织的名称正式确定为东方绘画协会。

东方绘画协会中国会长为徐世昌，副会长汪大燮、熊希龄(原推定吴昌硕、吴固辞，改推熊希龄)，干事为周肇祥、颜世清、陈汉第、陈半丁、凌文渊、江庸、金绍堂(金城之二弟)，会址设于北京宣武门内温家街甲1号。

日本方面会长为内大臣牧野伸显伯爵。事务所设于东京美术学校文库内。

协会成立后不久，发生了1928年日本侵占济南、屠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进一步恶化了两国文化交往的客观环境，东方绘画协会名存实亡。

在此以后，湖社另以东方画会名义与日本绘画界进行了一些交流活动，在二三十年代之交，曾在日本举办过由中日两国收藏家提供藏品的唐宋元明绘画展览，后来又在上海、大连举行过中日联合绘画展览。

(本文选自北京画院编《京派绘画研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