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同源”这个独特的艺术现象,已然成为喜好中国书画艺术人们的共识,而最早将现在被人们认为是两个不同的艺术样式联系在一起的是三国时期的曹植。他《画赞序》的开篇处说到,“盖画者,鸟书之流也”,曹植(192年-232年)在此向我们暗示出了绘画与书法的源流关系,随后有关于此的论述相继出现,唐代张彦远(815年—907年)《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说,“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始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在这里张彦远就将书画的渊源关系阐发的更为透彻了。
而最为直接也最为人熟知的则是元代书画巨匠赵孟頫(1254年—1322年)的一首题画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赵孟頫跨越了书画史论的层面,进入实际操作层面,于是,所谓高屋建瓴的形而上的论道,有了贴近实际的形而下的行动指南。书画同源,进而为书画同质书画同法。此言一出,趋之若鹜,细数其后领衔时代的画家也大都是一等一的书家,如元代的倪瓒(1301年-1374年)、吴镇(1280年—1354年),明代的沈周(1427年-1509年)、唐寅(1470年-1524年)、文征明(1470年—1559年)、董其昌(1555年-1636年),清代的傅山(1607年-1684年)、龚贤(1618年—1689年)、八大山人(1626年—约1705年),及至近现代就更是奇峰并立,吴昌硕(1844年—1927年)、齐白石(1864年─1957年)、黄宾虹(1865 年—1955 年)、张大千(1899年—1983年)、潘天寿(1897年—1971年)自是其中翘楚。
倪瓒画
倪瓒书
吴镇画
吴镇书
唐寅画
唐寅书
文徵明画
文徵明书
若细究此现象的起因,除却书画渊源使然的始因之外,文人画的兴盛也为使之然的诱因。所谓“文人画”,顾名思义,是为古代知识分子所作之画,其间不仅带有文人情怀更具备文人思想,其缘起可以上溯至唐代的王维(701年-761年),但是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和艺术实践的身体力行,则首推宋代的苏轼(1037年—1101年)。苏轼作为文人士大夫固然是顶级的存在,而他的书法更是登峰造极的手段,由这样一个人物为文人画注入的能量可想而知。至于说到文人画的发扬光大,又不能不推赵孟頫为首功。而正是这个赵孟頫不仅在元代堪称书画双绝,独领风骚,更为后世须仰视才见的高标。也正是基于此因由,书法与绘画这两个不同的艺术样式被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为世人所熟知的郑板桥(1693年-1765年)也在总结了书画间的共性特征之后得出“以画之关纽透入书”“以书之关纽透入画”乃为至道的结论,并据此明言“要知画法通书法,兰竹如同草隶然”,可谓与数百年前赵孟頫的论调遥相呼应。
现代的花鸟画家李苦禅(1899年—1983年)从艺术实践的层面进一步提出了“书至画为高度,画至书为极则”的观点,明确了书画相得益彰的关系。其实,我们从先辈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身处清末民初的吴昌硕饱尝羸弱乱世的辛酸,作为跨世纪的人物,艰难的世道铸就了他强大的内心世界和雄浑朴厚的审美理念,这一点从其书画作品中不难得到印证。而这里最需要关注的却是他对书画共性的绝妙解读,那几枝梅干的用笔老辣而不失浑圆之味,朴拙而颇具刚强之气,可以说将书法中的篆籀笔法发挥到了极致,致使画作尺幅虽小而格局宏大。再品他的书法,在充分关照所谓金石气的笔线追求的基础上,对字形构造和字间与行间关系,以及正文与款题关系的处理上,极为灵活地将字形空间分割的对比加大,从而使原本极易写死板的篆书,现出活活泼泼的气息。而齐白石则更是将吴昌硕的艺术实践发扬光大,让我们品味到书画本一律的妙处。但见那力能扛鼎入木三分的线条,谁能想到出自九旬老人之手!
吴昌硕画
吴昌硕书
齐白石画
齐白石书
书画相勾连之处,不仅在如上解说的技法层面,在风格的塑造与气韵的养成上也是互为因果相得益彰的。我们从古人的佳作中不难体察到这一点,无论是倪瓒的孤高拔俗寂寥超然、吴镇的苍茫虬婉温润畅达,还是文征明的清秀典雅严谨精致、唐寅的俊逸秀拔倜傥洒脱,既是其画风也是其书风。这固然有两个艺术样式间所存在的审美共性使然的要素,作者深谙个中妙理的主动追求也是使之然的重要推力。他们彻底打通了书画间的藩篱,构建了一个奇妙无比的书画共生体。创作者若不得此间关节则求之不得,欣赏者若得此间关节则考之弥彰。
书画本是连理枝,书画兼善的巨匠名家也代不乏人,本来这种唯中国所特有的艺术现象理应不断地延续弘扬,但是在现代美术教育背景下专业的过分细化和实践者们急于求成心理的作用下,一度出现颓势。可喜的是,近年来人们逐渐有了回归传统的意愿,书画双修的学习者有之,书画兼擅的成功者也有之。长此以往,书画艺术高峰的再度崛起自是情理中事。
喻建十《唐人徐凝诗意图》
来源:公众号“建十聊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