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长大成人，步入社会后，每当挥笔创作花鸟画，便会充满民族自豪感和对前辈恩师们的感戴之情。是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创造了这一独秀世界的画科，是前辈恩师们领我步入这琳琅满目的艺术殿堂。在艺术创作实践中，我从内心感悟到创作花鸟画，实属平生的一大幸事和乐事。

回想幼年最初接触花鸟画时，只是源于家里所藏书画的熏陶和祖父、父兄们讲述的画家逸事，而后是小学美术老师傅东野先生与中学国画老师惠夷之先生的循循善诱，并通过拜师求教等途径而燃起了写写画画的激情，逐步形成了与日俱增的诗文书画情趣，发展到现在状况。当年惠先生带我拜识齐白石、陈半丁、靳石庵、张其翼、孙其峰等花鸟前辈，最初感觉只是兴奋和激动，而后才越来越体会到这种际遇在我生命中的意义和重量。到北京上大学期间，由李义昌先生引领，使我有机缘出入陈半丁等前辈画室，学到了课堂与课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也深化了对诗文书画的认识。直到1977年正式调入天津美术学院绘画系任教，使我有了边教学，边学书画的条件。在书画史论及创作技法等方面，得到了李智超、阎丽川、王颂余、溥佐、萧朗、孙其峰等恩师的系统指导和教诲。同时通过美术院校的活动或交流，得以拜识且求教于谢稚柳、伍蠡甫、王朝闻、启功、张映雪、梁琦、穆仲芹等艺术前辈。通过五十余年教学和创作实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书画理念，也创作了许多花鸟画作品。

自己现存的二百余幅花鸟画作品可分四大类。第一类是仿古之作，即用古人方式方法画花鸟画。如学画宋人花鸟小品，学明代林良、吕纪、周之冕的花鸟技法，临写清代李复堂、华新罗的花鸟作品，临仿吴昌硕、齐白石、陈半丁、王雪涛等先辈作品。我的《白描花鸟》《玉兰山鹊》《国色天香》等作品即属此类。第二类是恩师赠題之作，即恩师们直接在我的作品上题字或添加笔墨，如阎丽川题赠的《春到人间》，王颂余题赠的《岁寒犹有傲霜枝》，萧朗题赠的《春馨》《秋色》，溥佐题赠的《松荫双骏》，孙其峰题赠的《坚石劲松》《竹林飞雀》等。第三类是实地写生之作。如《水仙》《藤萝》《腊梅》《菊花》等。第四类是学人画作品。其中有吉祥内容的创作，如《大吉利图》《欢喜增寿》《吉庆丰收》等；有亲情内容的创作，如《榴实奉亲》《望燕思母》《母爱图》等；有生肖内容的创作，如《鼠趣》《兽王》《龙霖图》等；有环保内容的创作，如《花好月圆》《幽院之香》《枫仙》《浩气》等；有哲理内容的创作，如《有为结果图》《世世清白图》《老有所乐》等。还有表现国学内容的创作，如《事事三思图》《三羊开泰》《双松久久》等。还有在拓印古砖、古物的拓片上补画的花鸟画形成穿越时空、古今对接的特殊氛围，如此种种。正是在花鸟画的研究和创作中，提升了对中国花鸟画的认识和追求。

我越来越感到花鸟画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诸多贡献之一。它以独特的审美理念和创作方式，展现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人文情怀。它与西方绘画中的静物画、动物画、风景画不同，不仅仅是为了表现花草树木、禽鸟鱼虫、走兽家畜的形态和神情，而是通过描花绘鸟充分抒发画家的感情和意趣，以期表现画家内在的人文修养、美好品德、崇高理想和丰富的精神世界。经典的花鸟画创作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自然层次，即如实表现自然界花鸟的形神意态，此亦称形神兼备的层次。第二层次是艺术层次，又称感情层次，即对自然花鸟进行选择、提炼、概括等艺术加工，使自然界花鸟转换为画家审美化的花鸟，亦即将“眼中之花鸟”变为“意中之花鸟”。第三层次是文化层次，可称精神层次，即将审美化的花鸟幻化为画家品格的象征、观念的符号乃至灵魂寄托。从这些层次的意义上讲，花鸟画作为中国书画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义地属于中国国学的范畴之内。因此，学习花鸟画入门并不难，登堂入室须有名师导引，能达到大成就者毕竟数量有限。明代徐青藤画墨葡萄，表达其“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人生际遇。清初八大山人的瞪眼鱼、伤心鸟书写其国亡家破的愤慨凄凉的心态。民国吴昌硕以迸珠打雀的石榴彰显其老而益勇的胆识和才华，齐白石则以鼠儿自称表述自知之明和天真童趣，由此可知花鸟画洞测幽微的神奇魅力和无所不至其极的艺术张力。

我越来越感到中国花鸟画优良传统的形成来之不易，亟待我们发掘、继承和弘扬。从中国画史上考察，花鸟画至晚在唐代边鸾时期已经独立成科，经过五代刁光胤、滕昌佑等人传承，形成了徐熙野逸、黄筌富贵两大流派，出现了第一个繁荣期。北宋宣和画院将花鸟画发展到形神毕肖的精谨境界，苏东坡等人也开创了不拘形似的文人写意风气，这是第二个繁荣期。元代钱选、赵孟頫、李衎、柯九思、王冕等人以书法入画法，用梅兰竹菊象征君子之风，将诗文的“赋、比、兴”手法用于花鸟画创作，使文人花鸟画高度成熟，造成第三个繁荣期。明代由周之冕的钩花点叶派发展到徐青藤、陈白阳及清初八大山人、石涛的大写意画风，出现第四个繁荣期。清代乾隆时期“扬州画派”的写意画走向平民和市场，恽南田的没骨花鸟雅俗共赏，成为第五个繁荣期。民国年间西学涌入，花鸟画汲纳西化元素，出现了张兆祥、任伯年、程瑶笙、刘奎龄、高剑父等革新大家，同时吴昌硕、赵之谦等金石派及金北楼、溥雪斋、陆文郁、陈少梅等国粹宗师领袖画坛，成为第六个繁荣期。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齐白石、陈半丁、黄宾虹、张大千、潘天寿、谢稚柳、张其翼、王雪涛、梁琦、萧朗、孙其峰等花鸟大家适应时代，顺乎民意，争奇斗艳，成为第七个繁荣期。当代花鸟画坛呈现多元发展、相互竞争的繁荣局面，但在学习传统，增强书法性与文化性等方面有待加强，以改变有高原却高峰的窘境。

我越来越感到中国花鸟画在加强理法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深化艺术内涵，充分彰显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特色中国的正能量。从历代经典花鸟画作品看，中国花鸟画最擅长表现吉祥祺瑞和幸福繁荣的题材，自古便有“吉祥花鸟”的称谓，是社会昌盛发达的标志。例如“大地回春”“四季繁华”“和谐盛世”“繁荣富强”“和平安康”“青春常驻”“松柏长青”“英雄本色”“立志高远”“春色满园”“年年富裕”等主题创作，便足以说明。古今花鸟名家秉承二千多年前《诗经》“风雅颂”和“赋比兴”的诗教旨趣，大量采用叙述、比喻、借喻、隐喻、起兴、谐音、寄寓、象征、烘托、陪衬、形容、借代等艺术手法，使花鸟画具有极广泛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如花鸟画借用梅兰竹菊、荷花、牡丹、石榴、葡萄及松柏等花卉树木，表现画家追求的坚强、纯真、虚心、淡泊、清雅、高贵、丰厚、质朴、刚毅等品格，借用龙、凤、鸳鸯、锦鸡、鹌鹑、绶带及家鸡、羊、马、牛、蛇、虎、狮等禽鸟畜兽，表现画家追求的崇高、尊贵、幸福、华美、平安、恩爱、吉祥、勤奋、威武、好学、奋进等境界。除了诸如此类的以物比德的手法外，花鸟大家更像诗文大家一样，充分使用托物言志的手法，使自己内心的丰富世界伴随恩怨情仇得以生动展现，如用群虎下山表现奋勇抗战，用醒狮咆哮预示中华崛起，用螃蟹横行痛斥日寇侵略，用鸽子飞翔表述热爱和平等，皆举不胜举。天津梁琦在动乱年代以松柏、蔬菜、石榴、翠竹、白头鸟等题材，尽情诉说内心的酸楚、苦痛、愤慨及眷念，感人至深，观读难忘。尽管花鸟画在表现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现实状况方面，不能与人物画相比，但花鸟画作为人物背景以烘托氛围，自有其独特作用。尽管花鸟画在表现山河壮美、殿阁楼台等方面，不能与山水画相比，但花树禽鸟畜兽鱼虫作为自然景观的组成部分，其作用不可小视。特别是当今重视自然环境和生态保护时期，创作花鸟精品力作更具有时代意义。

最后再谈一点，我越来越感到中国花鸟画的展览和陈列形式，除不断适应国内外观众需求外，还应努力保留中国花鸟画传统的装裱特色和交流方式。近现代以来，中国饱受世界列强欺凌，西方绘画长期处于主流优势地位，国内外大型美展多采用西方画框样式，直到当今国画大展依然如此。现在中国已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综合国力和文化实力空前增强，随着和平发展的外交理念和“一带一路”的迅速实施，特色中国的花鸟画艺术自然要从中华民族的文化立场出发，从内容和形式诸方面彰显中国书画特色，尽量与西方绘画拉开距离。因此，传统花鸟画的装裱形式，如卷轴、长卷、条屏（两条屏、四条屏、六条屏、八条屏、十条屏、十二条屏、十六条屏、十八条屏、二十四条屏等）、中堂、镜芯、册页、通景、横幅、扇面等，均应继续采用或展出。因为中国书画的装裱形式在千百年流传过程中，一直为中华民族广大民众喜闻乐见，也为各国人民欣然接受。对此，我们理应予以保留、加强和弘扬。当然，对于西方绘画的优长自应洋为中用，当应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基本立场和出发点。

本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中国学人画”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追求，就是坚守中国书画的中华文化立场和中华民族文化内涵，努力学习历代先贤书画传世佳作，学习和弘扬古今经典花鸟画的文化性、艺术性、书法性及诗文书画印一体化等综合特征，结合当今时代和人民的需求，自觉强化画家各自的学识、阅历、理论和技法功力，吸取古今中外各种艺术营养，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需要的艺术风格和精品力作，共同铸就当今花鸟画坛新的昌盛与辉煌。

2015年11月8日于天津美术学院

作品欣赏

天津湖社